21世纪网 “我们的城镇化率大致相当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3日在参加“国浩法制论坛暨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法治论坛”时作上述表示。

　　周其仁还进一步列举了其他数据，中国“两率”（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值是1.09，远低于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超过4的比值。而“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两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在周其仁看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

　　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衡量城镇化的指标就是“城镇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个“率”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周其仁表示，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为46.8%。乍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但是比照全球平均水平，就会发现问题：全球平均工业化率只有大约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代表工业化率对城镇化率的提升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还很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镇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二者之间的比值是1.95，中国“两率”的比值是1.09。

　　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区别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两率”比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两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周其仁表示，我们的城镇化率大致相当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除了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比例失调外，周其仁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目前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扩张得很快，城市人口增长却很慢，结果使得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了。”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市在不断扩大，农村就应该缩小，农村土地应该得到有效利用，很多农村空置土地应该复耕，“这是很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但在中国城镇化建设搞了这么多年，却没看到这种现象。”

　　周其仁认为，其原因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所致。“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对农村土地进行全面确权，确权到户，然后流转。”

　　在该论坛上，司法部原部长张福森也指出，目前各地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城市内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唯城镇化率，滥用行政手段，盲目造成撵农民进城，赶农民上楼，使城镇化沦为形式化的面子工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户籍制度为农民进城设计了无形的障碍，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别，令农村人口望而却步等。

　　张福森表示，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各项配套的法律制度来支撑和保障，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镇化建设。

　　国浩律师事务所主席于宁对此表示认同：“毋庸置疑，城镇化的种子必须在法治的土壤中才能健康地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离开法治这个前提和保障，我国经济建设包括城镇化发展，必然会偏离既定的目标。”（21世纪网 陆晓辉 编辑 李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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