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gami比较了中国官方的固定资产投资（FAI）和信贷数据。FAI约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一半。Tsugami把2009-2012年这四年的FAI加总，得到110万亿元人民币。然而相比之下，银行总资产远小于这一数值。来自Tsugami：
问题在于，如此庞大数额的投资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融资。
根据最新的中国央行统计数据，银行业的总存款和贷款分别是94万亿和67万亿元，且在贷款中，有五分之二是不到一年的短期贷款。投资者可以寻求其他融资，例如公司债和投资信托资产等，预计它们提供了20-30万亿元的融资。
如果这些投资是“好的”投资，那么一切应该是合理的。Tsugami说：
如果这些固定资产投资获得了高回报，使得投资者们能够在2-3年内收回成本并偿还债务，那么2009年借来用于投资的钱应该已经偿还了，并重新用于2012年新的投资。
如果实际真是这样一个投资和再投资的良性循环，那么就没有必要太担心投资融资。
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很明显，由于投入了过多资金，过去几年的投资只带来了可怜的回报。
Tsugami还指出，去年中国FAI高达36万亿元，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大量的货币宽松来帮助FAI融资。他认为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相对偏紧。Tsugami的结论是：去年的实际FAI要远小于政府公布的36万亿元，因此也很难相信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了7.8%。
除Tsugami外，渣打的Stephen Green也对中国GDP数据发出质疑。
Green的批判点集中在比较官方GDP数据和消费、投资指标上。她提到，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GDP数据经过了一些调整，但官方数据走势依旧看起来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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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假定这是GDP平减指数的问题，该指数用于把名义GDP增速调整为实际GDP增速：
首先，GDP平减指数（其受关注程度要远低于CPI和PPI）在过去几年里，较其他两项指数捕捉到了更多通胀，如图二所示。GDP平减指数是衡量总体物价压力的更好指标，我们应该感谢统计局找到了除用于月度CPI和PPI报告外的新的物价数据来源。在2007年和2011年，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胀率接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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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Green认为GDP平减指数和CPI均低估了服务业通胀。Green说，统计局没有租金数据，因此CPI中的住房成本通胀主要依赖水电成本。CPI中的租金涨跌幅似乎是基于抵押贷款利率成本，而非房价，而在Green看来，后者最终将转嫁到租金上。此外，医疗和教育费用等服务在统计局看来似乎太过“非正式”，而没有纳入官方CPI数据中。
为寻找到计算GDP平减指数的更好方法，Green借鉴了Calla Wiemar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中国储蓄率和GDP之间的关系，覆盖阶段为1987-2008年。
Wiemer认为，官方CPI数据中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分项是衡量服务业通胀的更好指标。在此基础上，Green得出了以下结论：
我们承认，选择这一指标来衡量服务业通胀有点随机，但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目测后，发现结果并不疯狂。1992年邓小平的改革带来了增长繁荣，但随后，在90年代中期朱镕基紧缩政策的影响下，增长出现大幅放缓。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济进一步放缓。再随后，随着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开始见效，且中国2001年加入WTO，全球增长也十分强劲，这些使得中国经济于2001年再次起飞，并在2007年触顶。（我们担心，2008年后期至2009年的官方增长数字可能受到过度乐观的工业产出数据影响。）自从经济刺激过后，增长已显著显著放缓。我们对过去两年经济增速的估计要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我们 (凭猜测得出）的估计是，2011年和2012年中国分别增长7.2%和5.5%，而官方数据为9.3%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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