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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峰:流氓式打假是一场社会瘟疫

  孙海峰

  在这个社会免疫力极度低下的年代,江湖术士和权力掮客大行其道,冒充科学警察与道德法官招摇撞骗。当公众乃至知识界,对网络城管方舟子们的流氓式打假,发出幼稚的叫好声时,基于社会仇恨的暴民哲学已如瘟疫一般席卷中国。所谓“流氓式打假”,作为极权与民粹投机媾合而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本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舆论暴力。其特征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首先,在事实方面,攻其一点以偏概全。用“文革”时期整黑材料的手法查找别人身上的污点,可以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是无罪的。所以网络流氓攻击对方的基本策略是:抓住一点无关紧要的瑕疵无限放大,据此将对方全盘否定和整体打倒,进而发动水军到处留言进行舆论抹黑。而对更多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则一概选择性失明。

  这种深文周纳的刀笔吏手法,以及颠倒黑白的讼棍式诡辩,居然僭称“客观理性”,还赢得不少坐井观天者的赞赏。殊不知其局部的客观之后,恰恰是整体上的不客观和反理性。当自诩有道德洁癖的方舟子,一边为其妻刘菊花硕士论文全篇抄袭狡辩,一边恐吓报复学术界的批评者时,其所一向标榜的“客观理性”便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对人不对事,所谓“只看事实不问动机”也成了一个挥刀自宫的笑话。

  其次,在程序方面,私设公堂定罪在先。所谓“打假”,严格来说应称为揭假,本来是一种舆论监督,举报者不能同时扮演裁判与惩罚者的角色。无论是学术打假还是社会打假,都要提交给有公信力的科学共同体或行业共同体进行专业评判,而不是由举报者私设公堂自行定罪甚至施以私刑。

  而方舟子们的流氓式打假,则恰恰是自封为真理裁判与正义化身,先咬定某人有罪,再进行罗织构陷,然后用贴大字报的方式进行网络批斗。在攻击法学家贺卫方和社会学家于建嵘时,方舟子便多次自导自演,利用匿名大字报进行所谓“群众举报”,再以转引点评的方式阴阳怪气地大加发挥,把对方形象涂抹得极为不堪,最后在僵尸粉的欢呼声中宣布战斗胜利。

  这种同时担任学术警察、道德法官、大众陪审团和舆论刽子手于一身的所谓“网络打假者”,本身才是这个时代最为荒诞的假货。

  再次,在动机方面,裹挟民怨挟私整人。根据舍勒和尼采的分析,怨恨乃是人类社会最普遍而深刻的情感,更是现代伦理与政治原则的隐含前提。

  从群体心理上说,当这种基于不平等感的毒害情绪,在弱势者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时,便会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极易被煽动和利用转化为群体暴力。在造假泛滥的当代中国,仇官、仇富、仇名的心态更是预设了对方社会地位的来之不“义”,而这种怀疑与嫉妒便成为方舟子们绑架发动流氓式打假的民意基础。

  从个体的精神分析来看,自当年未能进入北大而积累的对学术界的怨恨,主导了方舟子多年来对国内科学家的敌对立场。这种嫉妒与仇视,一方面通过拼贴网络资料、撰写科普作品,试图树立另类权威来平衡;另一方面则通过发动流氓式打假来发泄。

  在利用网络暴民对社会改革的受益者进行泄愤式攻击时,伪装为造反派领袖的文化流氓,也因此获得了数量巨大的僵尸粉,而这种网络暴力只是当代中国社会怨恨的表达方式之一,它背后隐藏的“文革”幽灵,则是对一切文化的否定与摧毁,随时可能借尸还魂。

  最后,在效果方面,为毁而毁无益建设。纵观方舟子们十多年来的网络活动,除了将自己树立为网络打手的品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正面价值。可以说他们是为破坏而破坏,通过舆论恐怖活动展示厚黑学与流氓文化的力量,以期最终获得利益集团的收买招安。

  极具讽刺性的是,中国的学术造假反而越打越多,究其原因在于流氓式打假本身就是不合理体制的同谋,使学术界陷入标准化、数量化生产垃圾论文的恶性循环,甚至连方舟子自己的妻子刘菊花,都要靠造假论文骗取硕士学位,这真是对其打假事业的最大的否定。

  天涯网友“哲学农民”说得好:假,分大假、中假和小假。大假,乃是国家体制中的假,是某些逆潮流而动的制度。方舟子打过这样的假吗?说穿了他就是与大假不弃不离的恋人,是大假的马前卒。中假,乃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这些中假方舟子打了吗?丝毫也没有。不仅如此他反而黑白不分,从下面干预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小假,乃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学术不规范等,但他误打无数,打错之后从不道歉,对自己的抄袭行为则百般抵赖,却义正词严地去打别人的假……如此厚黑之道,说是流氓实在有点抬举了也。

  要而言之,流氓式打假是一场充满怨毒的社会瘟疫,而将打假寄望于权力的附庸—网络流氓则是这个时代的愚蠢和耻辱。愚民向来是流氓滋生的最好土壤,流氓则是愚民供奉的最大偶像。中国,何时能走出这个瘟疫的怪圈?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师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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