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泰证券
概要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看，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正处在回升过程中，中国经济从1700年至1820年是一轮长达120年的回升期；从1820年至1978年则是一轮长达138年的经济回落徘徊期（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是达到全球平均水平）；1979年至今这40年，则又是一轮经济回升期，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6％左右攀升到接近16％。这一“高低高”的经济增速变化过程，有点像均值回归，不妨称之为“复兴之路”。
这场复兴之路可以走多远呢？这需要发挥想象力，毕竟上两轮中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的上升或下降都持续了100年以上的时间。不过，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年看，经济增速的变化则是经历了“低高低”三个过程。
虽然目前经济在减速，但速率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因此，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在下一个十年超越美国，在减速中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新中国经济的前30年还是值得深刻反思。尽管有过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打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基础，并且“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但却失去了战后经济的“黄金增长期”，被耽误的时间是夺不回来的，因为我们起跑就落后了，岁月无情、“未富先老”。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至少能维持中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地位不可撼动。当然，在人口加速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步入后期的背景下，存量经济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靠投资刺激的老套路已经不可持续，存量经济只能靠调结构，唯有通过加大改革开放、大力发展高科技，才能战胜各种困难。
2000年全球经济史：中国从领先到落后
纵观2000多年全球经济增长史，在19世纪之前，全球经济的增长非常缓慢。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测算，从公元元年至1820年之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只有0.1％，人均收入在这180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40％多。
而工业革命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之前主要依赖人力、兽力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开始加速增长。在1820-2000年之间，全球经济增速达到2.2％，人均收入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多。
所以，过去2000多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可以说主要是由工业革命后的最后200年贡献的（图1）。
从2000年历史的维度来看，我国经济经历了从领先到落后到再崛起的过程。在19世纪之前，我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经济总量占比都在20％以上。但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人口数量是决定经济体量非常重要的变量，例如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比也都在全球的20％以上。全球来看也是如此，人口多的国家，经济体量大；人口少的国家，经济体量较小。
不过，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体量一直大于印度，尤其到了1820年左右，即200年前，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达到32％的历史高位，是印度的两倍以上。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就一落千丈（图2）。
单纯从科技发展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加快，使得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弱（图3）。尽管英国在16世纪末就打败了西班牙，在西方国家中开始崛起，但英国经济真正的大幅腾飞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经济实力也开始崛起，在19世纪末逐渐超过了英国。但真正让美国的影响力拓展到全球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主要强国在战争中受损严重，美国借机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我国清朝时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叶，外部受到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不断，经济逐渐失去了维持上千年的领先地位，转为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才开始低位出发，再度踏上崛起之路。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在波折中逐步构建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我国经济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即前30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即最近的40年。
第一阶段的经济波动较大，年化经济增速只有6.2％，相比第二阶段的9.5％要低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的持续摧残，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所以建国后的前3年是快速恢复时期，重在平抑物价、发展经济。
1953-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也开启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阶段。
不过，经济的平稳运行很快被3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断，再叠加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幅下台阶，1960年经济零增长，1961-1962年甚至出现大幅负增长。60年代初开始纠正错误，为了扭转当时的困局而奋斗，直到1965年主要工农业生产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但很快文革的到来，使经济再度经历了低增长的10年（图4）。
但不能仅仅用GDP去简单评判前30年的增长，毕竟当时所处的内外政治环境不同，寻求发展之前必须抗住生存的压力。此外，建国初期集中力量对工业经济的大量投入，尤其是对重工业的大力支持，不仅为之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实力保障，也为后续工业化的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图5）。用小平同志的话来总结：“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团漆黑”。
前30年在外部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科技上的发展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两弹一星就是在那个时代试验成功的，中国国内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屠呦呦，也是在那个时代提取出青蒿素，成为获得诺奖的依据。
此外，前30年人口抚养比例较高，也是使得经济增速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却又给后40年经济发展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
新中国后40年经济：在平稳增长中超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开启了持续40年的相对平稳的高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1978-2018年，我国经济年化增速高达9.5％，与前30年的大幅波动相比，最近40年经济要平稳很多。这与40年间持续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78年底至1979年初，以土地承包为主的农村改革开始推进，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城市中以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为主的改革也在进行，经济上逐渐摒弃了单一公有制模式，创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在80年代蓬勃兴起，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针对居民、企业、政府、价格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逐步落实，我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推进，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之后逐渐扩大沿海开放的范围，并且将开放的政策由沿海推向内地。2001年12月，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开启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的总结可能都有差异。但从经济学的维度来看，我们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一是市场化的改革，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三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市场化的改革使得经济资源得到大幅度的优化配置。从自家养鸡就叫搞资本主义，到“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背后反映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工作重心也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下，农民和工人的生产动力明显不足，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而经过市场化制度的改革，农民、工人、企业家的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出来。
建国后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来配置资源，这要求计划者对宏微观事实的掌握和判断非常精确、及时，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市场化则是让微观个体去探索发现经济规律，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生产、投资和消费决策，减少了人为犯错的概率，也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所以，尽管我国有人口红利的优势，但是改革开放前仍然有接近80％的人口集中生活在农村地区，从事着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活动；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民营企业的兴起，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大幅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才得以充分发挥（图6）。
因此，与其说人口红利成就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如说市场化的制度改革，使我国固有的人口红利得以释放。“素材”就在那里，绘画出怎么样的作品，还要看如何运笔组织。
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放在成百上千年的维度上，我国经济之所以从领先转为落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清朝时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故步自封，没有跟上全球技术革命的步伐，在西方进行技术革命的时候，还在以“天朝上国”自居，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最终只能落后“挨打”。
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则是几百年来我国再一次自主对外敞开“大门”。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引进外资，不仅弥补了资金不足的缺陷，对于国内技术和管理提升，也起到重要作用。加入WTO后，我国更是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当中，使得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得以发挥。我国在分享自己的市场同时，也享有了全球的市场，像华为这种企业才能在全球赚取收入。
可以说，对外开放让我们深度参与全球的竞争和合作当中去，跟上技术进步和时代变革的步伐，并且能在诸多领域领先全球（图7）。
经济平稳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尽管我国经济基数低，劳动力丰富，但经济增速却明显偏低，而且大起大落。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重心不在经济建设，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60-70年代的文革，30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搞“运动”，多次打断了经济的正常增长。所以，给经济创造一个平稳发展的环境，一个重点就是不“折腾”。
中国经济未来机遇与挑战：任重而道远
回顾完历史，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我们一直强调，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可谓是40年未见之变局。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老龄化、贫富差距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面临信任危机，形势错综复杂。全球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2002年就已经突破7％，也就是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8年末，这一比例已经接近9％。与此同时，市场化尽管可以提升效率，但也会伴随着个体之间的分化。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贫富分化严重，内部矛盾突出。比如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身贫富分化问题的体现和转移，即内部矛盾外部化（图8）。WTO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也遇到挑战，技术竞争的同时，也透露出彼此之间信任危机。随着中国的崛起，外部带有敌意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给中国经济发展制造各种障碍。
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存在发展需求与结构供给错位问题。如前所述，前30年中速增长与后40年高速增长，就是错位发展问题的体现，即在该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该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时候，搞阶级斗争，从而失去了发展良机，被日本、韩国等拉开了差距。
如今，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退，房地产泡沫风险较大，政策已经很难再一味地刺激，而是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平衡。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以后就在不断下行，过去已经连续7年负增长（图9）。而人口仍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变量，过去十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不断下行。
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时，需求端刺激总是会发力，货币、财政、地产政策刺激不断，所以过去十年我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却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速下行的方向。需求端的管理只能改变短期的经济波动，却不能改变经济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的杠杆率却大幅抬升，债务风险突出，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基建的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回报率偏低，只能短期推升GDP，却不能像投资机器厂房一样，持续创造GDP。
采用Leslie模型做预测，会发现未来我国人口形势恐怕还将变得更为严峻，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速依然有下行压力。而当前居民、企业债务负担都比较重，各线城市房价均已飙升至高位，尤其是小城市房地产流动性较差，面临的风险更大（图10）。也就是说，当前进一步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空间相对有限，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较高。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中，政策必须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除了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社会杠杆率偏高风险之外，还是应该看到问题表象下的深层原因，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长期分配扭曲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如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前者低负债、后者高负债；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融资便利、产业进入壁垒等方面的不对称性；在居民部门，存在高收入组与其他组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等。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必然是消费驱动而不再是投资驱动，消费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相应举措，即如何给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比较现实的做法是扩大社保基金规模，毕竟可以通过国家的资源（国有股权划拨等）来弥补社保基金缺口，以化解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
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总量快速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少，但结构性的亮点依然会存在。在这种内外复杂的形势下，唯有进一步地推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高科技，坚持结构调整，来激发经济的活力，用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来缓解人口加速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增长压力。
来源:金融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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