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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要盯住一揽子市场货币
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广泛地去讨论一下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希望能够走向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希望能够关注市场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了解,没有所谓的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
熔断机制需要正确设计
在最近以及(2015年)夏天在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我们从当中可以吸取的一些重要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市场,不管是美国特色的市场、还是中国特色的市场,事实上都是波动性非常大的市场。事实上,市场常常是非常不稳定的。
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对于市场是有很多的信心,他们觉得市场运作良好。但事实却是,市场常常不仅仅是波动性的,有波动性,不稳定的,而且是没有效率的。为了能够让市场更加有效率、更加稳定,而不那么波动,就需要我们有规则与监管。更加广义的来说,市场并不是存在真空当中的,他们是存在一定的规则的框架之下的。如果说规定、规则没有做对的话,市场波动性只会更加的剧烈。
比如说,我觉得熔断机制,它某种程度上面可以保证股市更加的稳定,金融市场更加稳定。但是,这样一个设计必须是要正确的。如果设计不好的话,事实上它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是在很长时间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直到现在,他们也还没有完全能够把握。我们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就已看到,你要把规则做对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经验,这是中国要学的,也是发达国家要学的。
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关于波动性的问题就是,这种市场的波动性,不一定体现出它的实体经济的这种波动性,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闻突然曝出来说经济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们却看到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也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个原则:金融市场上发生的情况常常跟实体经济是脱节的。
我们在美国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在2009年之后股市节节攀升,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很大的改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头三年,也就是从2009年到2012年,股市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91%的利得都归了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而99%的美国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善。
所以,股市传递的信息是情况非常好,但是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却并非如此。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低利率对股市是有利的,但对于那些退休的人是不利的。低工资对于公司的利润、对于股市是有利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是不利的。这就证明了一个总体的原则,你不能仅看股市把它作为一个指针来代表实体经济的发展。
改革需要“组合拳”
我关注“十三五”计划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人们有很多的辩论,有很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辩论当中,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其实越来越多的是达成了一种共识,也就是需要有一些供应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措施同时举行,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组合。
我首先想要来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仅仅关注在供应方面?绝大多数的供应方面的措施都是关注在非常微观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比较小规模的。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宏观,也就是整体经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人们在讨论在钢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在煤炭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可能是重要的,这个的确也是重要的。但这并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轨道。很多人都是在强调说要采取措施纠正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其实反映出我们在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就是我们过去建造得太多了,造了太多钢铁方面的产能。但是,这些错误的成本,也就是在当初做这些投资的时候,在过去已经发生了,而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向前看,向前进,要确保资源能够很好的在未来能够很好地被投资。
再打一个比方,拿美国来打比方,我们过去对于房地产投资过度,我们过去在错误的地方对房地产投资过度。但是,事实上你要把这些在错误的地方所建的房子拆掉,不会解决我们未来所面临的问题。那在未来真正重要的是要确保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投资,在未来做正确的投资。
所以说,在过去错误的投资跟在未来的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当然要花很多的金钱,可能要去维护那些在沙漠当中已经建好的那些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是在不断地往水里面砸钱,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
在未来,中国要对新的企业、对于创新、对于新的行业进行投资,对于服务业进行投资。这些是新行业,这是前瞻性的做法。
如果说,在中国主要的问题,过去是人手不足的问题,劳工不足的问题,那么关掉老的行业,至少能够释放出一定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够进入到更加有活力的这些行业当中去。但是,中国现在并不存在人工缺乏的问题,在未来随着人口的变化,随着人口的下降,劳动力的下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长期来说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短期来说我们并不缺乏人工、并不缺乏劳动力。如果说你对行业进行重组,你让劳动力从生产力比较低的行业到比较高的行业,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说你让员工从生产力比较低的行业变成完全失业,这就不是一个好事情,这就变成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就全球来说,全球的经济现在表现并不尽如人意,2015年是在本世纪以来情况最糟的一年。那么不可避免,这会影响到中国。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面临全球需求比较弱的这样一个大背景,而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也会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国正在经历转型,而转型总是困难的。我们要解决供应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又确保经济能够以健康的方式发展,就是也要增强需求,而这必须是政府的需求。这就又引出了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很多人说在2008年、2009年已经尝试过,这是由债务来支持政府开支,这个的确是奏效的,在全球,当时有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当时没有中国采取的行动,那么整个的世界经济就会处于一个恶劣的状态,事实上由中国拯救了全世界,没有陷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留下的问题是债务问题,而这个债务是令人担忧的。
答案在于,中国需要做的,也就是增加它的税基。应该说有很多的方式来增加税基,从而来支持政府的支出,来促进经济。有一些措施能够去提升经济的效率,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中国致力于要走向一个更加绿色的经济,一个碳密度更低的经济,要刺激这一点,要有一个碳税,这个碳税将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收入。碳税会刺激需求。它为什么会刺激需求呢?因为人们要把他们的公司创造这样一个绿色的经济。所以说,这将会是一种积极的方式来使用中国的储蓄,这样的话就能够打造需求。而与此同时,碳税将会增加很多的收入,这个收入可以用在健康、投资、教育、公共交通这方面的投资上,也可以用在帮助政府机构来应对环境问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是,在过去,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来创收,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是需要有收入的,但是主要靠地产业会促进房地产泡沫,也会促进房地产的销售,而且这常常也是腐败的一个来源。所以说,另外一种替代的方式,也就是打造一个房地产税,还有土地税,这些可以用来支持政府。同时,还会有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享,从而能够让地方政府提供当地所需要的一些服务。
第三个例子是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事实上是所有的社会当中造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对资本利得征税,社会会变得更加平稳,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会有更多的稳定性。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最后的一个观点,展望未来,大家肯定会对,比如说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平衡有很多的讨论。在以前,可能国家扮演的角色太多了,但像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府的作用太少,那其实也是会带来危机、衰退或者说有大萧条,你得要调整好。
当我去看中国现在遇到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不平等的问题、城镇化的问题、健康、教育,以及金融稳定,这六个问题其实是市场所创造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能完全只靠市场去解决,因此我们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在这六个方面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公共的财政,但还是得要做好一个平衡。所以,如果只是完全依靠市场,不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增长,也不会带来稳定,也不会创造这样一个具有良好环境的社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能够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好平衡。
人民币国际化
过去几年,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我来讲,对于金融行业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确保金融行业是可以来支持这些新的企业家、支持这些中小企业、支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所有这些东西可能比人民币的国际化来得更加重要。事实上,没有这方面的规制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这也是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所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适当的关于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资本市场的监管,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也说了,需要适合的资本账户管理,所以我们也吸取了这个教训。有的时候,我们是太过依赖市场,但有的时候我们又太过依赖于政府,现在就要把这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可能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答案,每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都有不同的答案,一刀切的解决方法是不可能帮助我们带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的。
汇率改革
关于人民币还有贬值的问题,首先我要说的是,长久以来大家一直盯住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它跟欧洲和其他国家之间有很多的贸易往来,不能仅仅只是盯住美元。我们看到其实美元跟欧元之间的汇率也有很多的波动。所以如果只是盯住美元的话,如果美元升值的话,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货币也会升值,这对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业务是跟欧洲之间进行。以前阿根廷也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危机。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要盯住一揽子市场货币,本应该早一点就盯住一揽子货币。我以前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也是鼓励很多经济体能够盯住一揽子的货币,采取这样一个原则。中国是不是针对一揽子货币,要升值还是要贬值?我觉得这其实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总体来讲,我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很有力的证据说人民币很糟糕,其实贸易顺差在下降,还是有贸易顺差,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规模小一些了。
打造更具透明度的市场
中国的股市,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主要还是靠国内的投资者来占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对国际投资者来讲,他们还是一个旁观者,他们会关注,但他们参与并不多。
其实说到底,就是对监管框架的信心。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感觉上政府是希望股市上涨,但上涨得太多了,又想让它下来一点。我觉得这里令人担忧的事情就是,当你在转向一个市场经济的时候,其实政府失去了一定的控制权、掌控市场的权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希望能够拥有市场控制权,但这两个东西有时不能兼得,当你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一定的控制权。
问题是,能不能创造这么一个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能够尽可能的带来市场的稳定,而且还不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干预和控制。
很多时候,很多的政策,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讲,这么多的政策不见得会提升人们的信心,这是大家感到担忧、担心的一个地方。除了这些政策以外,还有想要控制这个实际上没有办法控制的市场,可能也会削减大家的信心。我们可以让媒体去描述一下发生的情况,以更加透明和开放的方式去描述这个发生的事情,这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市场波动,特别是股市市场波动的来源之一,很多国际投资者觉得,好像很多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是不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担忧。展望未来,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要能够打造一个更具有透明度的市场。
2016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风险可能不见得在2016年会很明显,但是2016年到2018年的时候,可能需要关注。当然经济学家对时间判断得并不是非常准确,但是2016年到2018年,可能这一段时间中会有下一次的危机。
希腊的问题,其实是会带来大萧条,而且我们也看到60%以上的投票人,他们都是希望要摆脱这个紧缩的政策,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他们也是不支持这个紧缩政策,所以欧洲也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在欧洲也有很多经济体,存在政治上面的波动和紊乱,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经济框架。
另外还有一个风险,我们看到,在美国以前是有量化宽松的政策,现在这个开始加息了,当然我觉得下一次加息可能不会很快就实施,但是如果展望2017年、2018年(因为已经到了2016年,所以说很多人开始会展望2017年、2018年的情况),量化宽松政策下面所带来的流动性,带来了资产泡沫,比如说股市上涨,像美国的股市就上涨了。现在因为没有量化宽松,流动性收缩,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资产价格怎么来调整?我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风险。我知道我在美国有一些同事他们其实对这个风险还是很担忧的。
中国对波动性的管理
用美国的这种表述方式来说,在(2015年)夏天第一轮的波动性,我觉得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当时管理得并不是非常好。
我担心的是,仍然没有关注到最下面的基本面。对我来说,基本面(包括市场的规则)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熔断机制的规则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造成这种波动性根本的问题?我前面提到了一个,也就是缺少会计方面的透明性,这个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股市的信心。还有,对于整体的一个汇率的框架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不够清晰。最近做得非常好,有这样一揽子的计划。
但是,当看到资本外逃的规模以及储备金的下降,人们就不禁要问了,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政府这样一个政策反映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其实不会去宣布自己的预案。但是如果人们对于这个框架有更多的信心,事实上对于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说大家都只有一种想法。
但是,这也会带来问题。也就是有的人想看到有统一的想法,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个问题。有的人希望政府能够完全让市场决定汇率,而政府完全不去进行任何的监管或者干预,这是非常奇怪的观点。因为汇率事实上是受利率影响的,而利率它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美联储是来定美国的利率的机构。所以说,美国的政府怎么可以说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这根本都是由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来说的,可能有一些美国政府的人就是不懂经济学的人。
当我去一些比较小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要不要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呢?我说这不是问题所在。总之这肯定是由某个政府来定的。也就是说,你希望这个汇率是由你来定,还是由华盛顿或者由法兰克福定?比如说中国政府,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够主动地参与管理汇率。
但是第二点,汇率其实是由很多的规则、法律法规来决定的。比如说,如果说你剥离了所有的这些法律法规,比如说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如果你都剥离的话,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汇率会下降。美国政府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天。所以说,美国政府又号称要由市场来定汇率,但他们不是真心真意的,因为如果真的由市场定汇率的话,意味着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所有的规则都不存在了,意味着人民币会更加的走软,而美国想要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强势的人民币。所以说大家都在说,你要当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说把这些法律法规都拿掉,这对中国来说会造成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领域,有一个全球的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这样一种新的所谓机构观点,就是说需要有这样一种跨境资本流的法律法规,资本账户管理或者叫做资本账户控制,名字可以不同。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其实听到对于自由市场的呼声更高,比这些市场经济的国家呼声反而更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说你应该有这个法律法规。大家知道IMF的负责人已经告诉中国,你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资本账户的监管,还有跨境资本的管理。所以,我觉得这会给国际市场更多的信心。
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广泛地去讨论一下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希望能够走向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我们希望能够关注市场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了解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我们关注很多的东西,我们关注我们的出口,还有我们的金融稳定,我们试图要去打造一个稳定的框架来关注这多重要素。这些要素,事实上也都是所有的政府要负责的,每个政府都是要管理宏观经济,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是非常的不稳定,尤其在此时此刻,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于全球经济当中。我们到现在仍然处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当中。
(本文是斯蒂格利茨近日在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的发言,授权本报刊发,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拟,未经作者审定)(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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