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财政部公布2020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工作部署，时代周报记者留意到，202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83915亿元，比2019年执行数增加9499.9亿元，增长12.8%。

财政部部长刘昆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已表示：“在今年的一般预算安排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增了12.8%，这在近年来是最高的。”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三大类。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31个省份和5个计划单列市中，25个省份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中央转移支付数较2019年预算数有所上升，其中厦门市上升幅度最高，达631.2%，最受关注的湖北则小幅增长8.1%。

并非所有省份都会获得中央财政加码的转移支付。北京、天津、江苏、广东、浙江、上海6省市的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数，均较2019年有所减少。

从绝对值来看，今年获得最多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数的，依旧是四川和河南。两省今年获得中央转移支付均超4000亿元，其中四川获得4688.08亿元，河南获得4228.87亿元。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主要考虑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财力的匹配程度，以及地方财力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同时地方又难以深挖潜力以实现收支平衡，也不具备充足的偿债能力，最终就只能通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6月21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四川、河南共获8000亿

四川、河南一直是中央转移支付的重点对象。时代周报记者梳理2015?2020年数据发现，两省一直占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数额度的前两位。

四川、河南是人口大省，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量大，同时整体欠发达，农业人口占比重、城镇化率和人均GDP水平不高，财力不足，这些成为两省需要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的主要原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常住人口最多的5个省份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其中，广东、江苏城镇人口占比接近或超过70%，山东也达61%。相比之下，河南、四川的城镇人口占比仅达50%。这意味着，河南9605万和四川8341万常住人口中，有近5000万人还是农村人口。

同时，虽然河南和四川在2019年的GDP总量分别达到了54259.2亿元和46615.82亿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分列第五和第六位，但人均GDP仅分别为56388元(河南)、55774元(四川)，属全国中后水平，位于第17位和第18位。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河南、云南、湖南、湖北等地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额度较高。

以2019年各地财政收支情况为例，中央转移支付对四川、河南、湖南、云南、湖北5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贡献占比在42%―56%之间，属于正常水平。

31省份中，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贡献占比相对靠前的，是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省份。以西藏为例，2019年西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2496.7亿元，其中地方收入221.9亿元，中央补助收入1901.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80.5亿元。简单计算，中央补助收入对西藏支出的贡献达87%。

“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省份的财力普遍比较薄弱，也一直缺少通过盘活国有资产等方式获得非税收入的能力，加上其偿债能力较弱，靠举债来增加地方收入的方式并不可持续，因此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较高。”林江分析。

预算加码背后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2020年，中央对厦门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06.61亿元，较2019年的16.89亿元，翻涨逾6倍。

除了厦门，宁波、大连、青岛三个计划单列市，也获得了中央财政的加码支持。其中，宁波市2020年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数为63.8亿元，是2019年预算数的2.1倍，大连和青岛则分别增长了70%和67%。

“这不一定说明这几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支出现了问题。”林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计划单列市增加中央转移支付也有可能是基于：这些城市在获得中央额外的转移支付之后，能够在人力资源、对外开放、自贸区试验等领域为全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月22日，厦门市财政局相关人士则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预算数是中央通盘考虑然后决定的，跟最终的执行情况会有差异。比如2019年，中央对厦门的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6.89亿元，但实际执行数为99.33亿元。其次，一般来说，预算应该会逐年增加。既然2019年厦门的实际执行数已达99.33亿元，那么2020年的预算数增至106.61亿元也是合理的。”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财政部数据发现，2015年，中央对厦门市转移支付预算数为31.08亿元，此后三年保持逐年上升态势，2018年，厦门的中央转移制度预算数达到65.19亿元。但到2019年，这一数据陡降至16.89亿元。2020年，又提高至106.61亿元。

“厦门不需要向中央多要钱。以2019年为例，2019年厦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328.5亿元，其中上划中央收入就有560.2 亿元，属于补贴其他地方的区域。今年全国范围受疫情影响，中央以增加赤字率和特别国债两个‘1万亿’的方式，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厦门的预算数有所增加在情理之中。”上述相关人士强调，“厦门的例子不具有典型性。”

湖北小幅增长8.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省是湖北。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数据，2020年，中央对湖北省转移支付预算数为3158.22亿元，较2019年预算数小幅增长8.1%。

6月22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中央转移支付的出发点是平衡。当前，湖北经济的确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预计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多数观点认为，后期随着湖北省社会生活的恢复以及企业复工复产，其财政收入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此外，中央财政的支持也需要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大幅增加中央财政支援的幅度。”

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刘昆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央财政还专门安排了对湖北的支持。”这一“专门支持”体现在哪些地方?

对此，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看中央财政对湖北的支持，要具体看支持的结构。“疫情期间，中央对湖北已经实施了很多特例的安排。此外，全国支持湖北的财政力度也很大，另外还有发行地方债的支持，这些都没有反映在这一次的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数里。”贾康认为。

“中央财政给湖北的钱，不只是这3000多亿元。”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直言。

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央转移支付之外，中央财政已多次支援湖北。

在疫情防控方面，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3月5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下拨给湖北的防控经费已达62亿元。

同时，从3月开始，财政部还和湖北建立了国库库款的“周调度机制”：中央财政会根据湖北省财政收支状况、库款运行、债务发行和兑付等情况，及时以周为时间单位调度资金，保证湖北省库款资金周转的需要。3月第一周，中央就向湖北省提前拨付350亿元。

6月10日，湖北省财政厅厅长龙正才在接受采访时曾介绍，为了支持湖北，中央财政已经在防控补助、库款调度、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多个方面给予湖北特殊倾斜，帮助湖北渡过难关。整体来看，目前结合中央财政“给”的和湖北自己“找”的(资金)，今年湖北财政的“三保”(保基层运转、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能够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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