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日前表示，当前我国财富管理行业方兴未艾，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公募基金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紧扣投资者多样化财富管理需求，优化服务、发挥好配置资产的专业优势，为理财资金提供多元化、组合性的投资产品。

　　李超日前出席“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在题为《发挥公募基金领头羊作用 促进财富管理行业健康发展》的演讲中作出上述表示。

　　他向公募基金行业提出了四方面要求，包括：夯实基础，提升研究能力、专业水准和合规风控水平；找准创新发展定位，拓展差异化竞争优势；树立投资者利益至上的理念，坚持诚信守约、稳健经营；健全科学的投资决策管理体系，引领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文化。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为8.09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达到15.34万亿元。

　　李超表示，公募基金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财富管理领域的快速进步，而且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公募基金的发展丰富了财富管理工具、培育了一大批专业的财富管理人才、开辟了跨境财富管理的合规渠道、促进了财富管理行业的法制完善，同时，公募基金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的推动力量。

　　具体而言，首先，公募基金经过近20年来的探索成长，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目前持有公募基金份额的个人投资者约1.5亿人；运作5年以上的债券基金、混合基金和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基金，2011年至2015年的年化收益率远高于同期存款利率。公募基金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财富保值增值的新方式，普及了大众理财知识，拓展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成为千家万户的投资选择。

　　其次，我国已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1家，从业人员约1.7万人。李超提出，这些从业人员经过多年的培养历练，具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相对丰富的管理经验，是公募基金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财富管理行业宝贵的核心资产。

　　再者，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代表，正逐步发挥买方作用，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在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帮助上市公司实现价值成长的过程中，公募基金获得合理收益，为投资者带来良好回报。

　　此外，公募基金是我国较早开展海外投资的行业，为广大投资者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提供了专业服务和渠道。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QDII产品共107只，规模超过750亿元，投资涉及全球主要金融市场。

　　最后，在公募基金的运作实践过程中，《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实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销售管理、信息披露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合规管理、风险管理等领域也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为公募基金行业提供了基本制度规范，也为整个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了法制借鉴，有力促进了财富管理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公募基金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发展进程中出现过突破行业底线的现象。”李超表示，目前公募基金行业内依然存在不成熟、不规范的问题。

　　比如：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收益特征、风险特征没有实质区别，自身优势没有体现；投资回报的稳定性尚欠佳；风险管理能力仍待提高，跟风发行产品、抢占市场份额、集中持股等现象还一定程度的存在；投资者适当性标准执行不严；部分公司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业务错位和组织架构错位、风险控制不力。

　　李超提出，当前我国财富管理行业方兴未艾，面临难得发展机遇。居民理财需求持续提升，为公募基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公募基金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将为公募基金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面对机遇，公募基金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紧扣投资者多样化财富管理需求，不断优化服务，发挥好公募基金配置资产的专业优势，为理财资金提供多元化、组合性的投资产品。”李超说。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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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才被华尔街当作是一块正在烘焙的蛋糕，只可惜这块蛋糕没有烤熟。”在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投资者商业日报这样评论加息。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意外惨淡，增幅创下近6年来最低，远远不及预期。这一结果也引发市场强烈震荡，黄金大涨30美元，美元创下2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根据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美国5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3.8万人，远不及市场预期的增加16.0万人。美国5月份失业率4.7%，为2007年11月以来新低，预期为4.9%，前值5%。美国5月Markit服务业PMI终值51.3，预期51.4，初值51.2。

　　这份就业报告还显示，3月和4月新增就业岗位数比之前公布的下调了5.9万个，更加凸显了美就业的疲弱。

　　消息公布后，美元指数大跌1.6%，报93.989，为5月12日来最低。美元兑日元下挫2%，报106.74日元，上周累计下跌超过3%。欧元兑美元上扬1.7%，触及1.1349美元高位。

　　黄金趁势上位，COMEX 8月黄金期货则飙升30.30美元，涨幅2.5%，报1242.90美元/盎司，创下3月17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金价上周累计上涨2.15%，结束了此前连续四周累计下跌的颓势。

　　非农数据的疲弱，令投资者质疑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上周五美股收跌，道指、纳指、标普500分别下跌0.18%、0.58%、0.29%。欧洲股市也受到了拖累，富时泛欧绩优300指数下跌0.85%，德国DAX 30指数下跌1.03%，法国CAC 40指数与英国富时100指数分别下跌0.99%与0.39%。

　　近期，美联储不断放风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及其发布的褐皮书暗示，如果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经济数据仍符合第二季增长率加速上涨的情况，则将可能很快加息；多位美联储官员此前也发表了鹰派的言论，如今这份报告无疑让加息暂时止步。

　　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FedWatch），报告公布后，金融市场基本上排除了美联储在6月14日-15日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7月加息的几率从上周四晚间的59%下降至36%。

　　Brean Capital LLC固定收益策略主管布克塔（Scott Buchta）认为，美联储接下来肯定会通过演讲等方式保留7月加息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清楚美联储在大选之前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少，因此今年两次加息未必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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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短板”地方行动：主打基建和科技创新

　　随着地方供给侧改革落实方案陆续出台，浙江、广东等多个省份日前也出台了“补短板”具体行动计划。上证报记者梳理发现，各省在“补短板”时普遍将发力点放在基建、科技创新等方面。

　　其中，基建侧重交通、环保、新型城镇化和民生等领域。未来三到五年，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为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而投入的资金规模均在万亿以上。

　　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是各地“补短板”的最大亮点，多省将科技创新视为需要补齐的“第一短板”。

　　补基建短板：多省启动万亿投资计划

　　作为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补短板”是各地工作重点，近期多省相继出台行动计划。就具体领域而言，各地均侧重交通、环保、新型城镇化和民生等领域。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占据“大头”。

　　5月27日，广东省发改委印发《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重大项目表》，将广东省补短板行动计划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具体项目。经分解，补短板重大项目共18项，总投资2.25万亿元，2016—2018年计划投资1.08万亿元。

　　浙江也已展开行动。5月上旬，《浙江省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重点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三大发展短板。

　　福建此前举行了补短板项目发布及融资对接会，推介了基础设施、产业、社会事业、民生等四大领域的补短板重点项目2000多个，合计总投资1.06万亿元。

　　上证报记者梳理各地公开资料发现，未来三到五年，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为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而投入的资金规模均在万亿以上。

　　比如，浙江总投资近万亿元的综合交通规划已基本确定，该省交通部门正抓紧把补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的任务全部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

　　据该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门梳理了100个重大项目，其中铁路方面，“十三五”投资5000亿元，重点推进九景衢铁路、杭黄铁路、金甬铁路、杭州地铁、宁波地铁等32个重大项目。

　　在广东补短板重大项目表中，交通网络工程体量最大，三年内计划投资5066.2 亿元，占总投资比重超过一半。

　　对于各地大力发展交通基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上证报记者表示，目前在地方自身融资能力受限的背景下，中央财政支持以及中央核准的地方债发行变得尤为重要，而交通设施建设相对其他类型的基建项目获得中央支持的可能性更大。

　　记者注意到，地方在制定补短板的方案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如广东就表示，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的沟通，争取国家安排更多的专项建设基金支持补短板重大项目建设。

　　除了交通基建外，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城镇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等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充电桩、宽带网络建设也是各省补短板的重点。

　　科技创新：欲补齐的“第一短板”

　　各地“补短板”方案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是强调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多省将科技创新视为需要补齐的“第一短板”。

　　《浙江省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称，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转型升级的“发动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科技创新是需要补齐的第一短板。

　　该省出台了补齐科技创新的具体措施：鼓励市县设立创新引导基金、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1.5万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达5万家。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5%，因此该省提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要保持年均增长15%以上。

　　此外，还有不少省份拿出“真金白银”激励科技创新。比如，山东省明确提出，对新升级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择优一次性给予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补科技创新短板基本都与补产业短板的政策融合在一起，多地确定了未来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及重点发展产业。

　　湖北提出，未来五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并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

　　贵州则表示，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年均增长20%以上，重点打造大数据、大生态、大旅游等产业。浙江提出，大力发展七大万亿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中美高层再度对话 双边投资协定或迎突破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

　　在会议召开前，海外舆论率先为此预热。观察人士认为，双方是否可以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协商上取得进展备受期待。此外，人民币及去产能等话题也受到关注。伴随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临近，此次对话恰逢其时。如何管控好双边分歧将有利于双方巩固经贸关系，也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BIT负面清单等议题受关注

　　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介绍，中美双方将在此次对话中，就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围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深化双边务实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在亚太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在这其中，外界最为关注的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在所谓的“负面清单”上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备受期待。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内森·希茨近日表示，双方将在此次对话中讨论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产能过剩、投资自由化等议题。他重申，美国希望在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结束与中国的BIT谈判。希茨表示，美中在BIT谈判方面取得诸多进展，但仍有工作要做。美国期待与中国进行新一轮负面清单交换。

　　德国之声指出，此次对话将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次举行这一对话。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与中国协商BIT。路透社则表示，签订BIT将使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除了BIT的议题，人民币及去产能等话题也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预测称，在经济方面，人民币的制度改革和钢铁等产业去产能的话题将成为讨论主题。在本月1日举行的美国财政部电话吹风会上，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将就钢铁产能过剩、中国经济转型及在美设立人民币交易中心等重要议题与中方磋商。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希茨表示，中国正逐步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机制，双方将在汇率问题上保持着积极的沟通。

　　此外，根据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的介绍，双方将举行“中美绿色合作伙伴结对签字仪式”、“蓝色海洋”等相关活动。

　　对话及互动机制为G20铺路

　　自2009年以来，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每年都展开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中美之间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重要平台，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今年5月，中美之间已经相继举行多次对话或者磋商为此预热。其中包括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首次外空安全对话、中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高级别专家组首次会议以及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会议等。在上月中旬举行的第八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双方围绕中美经济形势、双边贸易投资、产业与基础设施合作等议题展开坦诚讨论，形成许多建设性建议。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近日表示，今年是中美建立经济对话第10年。10年来，对话为增进中美互信、避免误判，并在双方合作过程中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中美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使压舱石更加稳固，推进器更加具有动力，服务两国人民福祉。

　　他表示，此轮对话意义重大，中美双方高度重视，争取取得更多的成果。对话将抓住重点，突出亮点，解决难点，为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间会晤做好经济政策准备；展示两国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意愿和行动；进一步完善对话机制，提高对话的战略性和全局性。

　　这一对话机制也受到海外舆论的关注。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便写道：两国不仅是竞争关系，也从对方获益。两国商品贸易额去年达到5584亿美元，中国现在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相互投资高达1500亿美元，互访游客人数新近达到约500万。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两国越是互相依赖，就越应当进行对话。

　　央行行长助理殷勇：中国货币政策回旋空间较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殷勇6月4日在青岛举办的“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尝试了零利率、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甚至有人提出了“直升机撒钱”的概念，但中国央行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和准备金率）都有正常调节的空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回旋空间是比较大的。

　　殷勇还指出，央行的货币政策需要统筹协调各个方面，观察货币政策不能只盯着单一指标，也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分析。稳健，是对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状态的准确描述。

　　“稳健”是对当前货币政策状态的准确描述

　　殷勇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部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传统向非传统转移。最初，把利率从正值降到零，实行所谓的“零利率政策”，后又进一步实行了扩展资产负债表的量化宽松政策。在这些政策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又实行了负利率政策。

　　近期，又有人提出了更新的货币政策概念：直升机撒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9年引入的概念，是指为财政赤字进行货币融资的方式。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4月曾发表文章指出，直升机撒钱的本质是美联储给财政部填写一个巨额支票，然后将退税发送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手中。

　　殷勇认为：“听起来这是一个更不常规的工具，但未来或许会成为某一种或多种形式的货币政策体现，会在一些经济体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实践或尝试。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水平，通货膨胀人民银行确定的3%的通胀目标上下浮动，核心通胀也保持稳定。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准备金率都有正常调节的空间，中国央行也没有进行量化宽松。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回旋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当下所处的状态，有不同的说法。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偏紧的，其观察的视角是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事实上，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自2015年下半年起就开始收缩，目前按年化大约3%到5%的速度在缩减，这与其他经济体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偏宽松的，其立足点是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增速。中国的M2近年来一直保持13%左右的增速，今年一季度的货币信贷增速也较快。但同期我国的实际和名义GDP增速却在下降，与M2增速的差距在扩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适中的，其观察的视角是实际利率。目前，不管是7天回购利率，还是国债利率，我国的实际利率水平都处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平均水平，是比较中性的。

　　殷勇强调，面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高度不确定，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我国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资本流动、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要统筹协调好这些不同的方面，而不能只看其中的某一个指标或者某一个角度。

　　殷勇强调：“稳健是央行追求的货币政策目标，实际上也是对目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形态的一个准确描述。”

　　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五大挑战

　　殷勇还指出，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高度不确定以及转型期的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还面临五大挑战。

　　第一，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货币政策。从全球看，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人口对经济长期的潜在驱动力在减弱。全球投资长期不振和增速下降，也会导致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促进作用下滑。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货币政策给予了更高的期待。但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看，货币政策是很难解决结构性问题的。

　　第二，在债务可持续性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都面临总体债务不断积累、债务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局面。减轻债务问题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低利率，这样债务的融资成本会下降，但它的负面效应是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杠杆。如果利率水平比较高，虽然会使得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性更加突出，但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第三，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权衡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欧元区1999年诞生的时候，欧央行有两大目标：货币供应（大约是4.5%左右）和利率。此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欧元区的货币供应是大大超过这一目标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中国也面临到底是更加看重货币供应量指标，还是更看重市场资金价格，还是说两者兼顾。这种权衡，对中国货币政策也是一种挑战。

　　第四，如何做好宏观政策和微观调整之间的平衡。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整体是一个宏观政策。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不少国家也用货币政策去进行一些微观的调控，或者叫针对性的、精准性的调控。中国央行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精准调控的尝试。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此类的微观调控往往是交给市场去做的，通过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来做调控。如果过度依赖中央银行的调整，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是否有这样一个能力？

　　第五，如何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和金融监管等各种政策的协调。在新经济环境下，全球都面临更大的挑战，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越来越多，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金融稳定、结构优化等等，但我们所拥有的宏观政策工具数量是有限的。如何处理好有限工具和多目标之间的关系，要求有更好的政策协调，这也是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深交所年报审核重点关注 业绩真实性等六大问题

　　今年以来，深交所进一步加大监管公开力度，扩大年报问询函的公开范围，推动信息披露公开化，提升监管工作透明度。截至6月3日，深交所在官方网站公开年报问询函152份。在上市公司年报事后审核过程中，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业绩真实性、会计处理合规性、信息披露合规性、资金占用、三会运作、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等六大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

　　业绩真实性方面，重点关注是否提前确认成本或减值进行“大洗澡”、重要客户的销售金额真实性、是否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是否通过资产盘盈增加利润等问题。如某公司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尤其是公司向第一大客户的销售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其主要客户的资产规模、收入规模远远低于该客户向公司的采购金额，深交所就客户的经营规模与上市公司对其的销售金额不匹配情形向公司发函问询。

　　会计处理合规性方面，重点关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收入确认的合规性、非经常性损益确认的谨慎性、资产出售日判断依据的充分性以及特殊审计意见的适当性等问题。针对某公司报告期变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并直接导致公司2015年度实现扭亏为盈，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因此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发函要求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及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的充分性进行说明。针对个别公司报告期存在大额坏账准备转回或预计负债转回情形，发函要求公司就相关损失转回的会计处理依据是否充分进行说明。

　　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方面，重点关注经营业绩与业绩预测差异未能及时披露、未按照年报相关规则的要求披露以及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等问题。针对一些公司未能根据年报准则或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对自身主营业务发展情况、所在行业概况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的相关披露流于形式或未进行披露，发函要求补充披露。对于一些公司报告期出售资产、财务资助等达到临时公告标准的交易事项未及时进行披露，而仅通过年度报告进行披露的违规行为，发出监管函，对于违规情节严重的，启动相应的处分程序。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方面，重点关注关联方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交易事项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等问题。针对审核中发现的存在大股东及相关方的大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的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其实施了风险警示，并启动违规处分程序。对于部分上市公司报告期向大股东及相关方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情形，通过核查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是否存在未收回的财务资助，以及大股东及相关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交易款项，及时识别其中可能隐藏的大股东及相关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

　　三会运作及内控情况方面，重点关注三会运作情况、公司章程条款合规性问题、上市公司独立性以及内控审计情况。针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之争问题，就报告期内三会运作的规范性、有效性，否决议案产生的原因及风险，公司章程是否存在限制股东表决权、提案权等合法权利的条款等问题，发函要求公司予以说明，并对违反相关法规限制股东合法权益的条款进行整改。对于上市公司内控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数量较上年增加的情形，重点关注了使用个人账户替代公司账户进行现金管理、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管理不到位、存在未识别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问题。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来看，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是市场关注的热点，也是深交所年报审核的重点。一方面，对于业绩承诺未达标的上市公司，深交所重点关注并督促公司及相关方及时履行其业绩补偿承诺；另一方面，对于已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从重组前后客户变动情况、毛利率是否出现异常、是否变更审计机构等方面重点关注了标的资产业绩的真实性问题。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年报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督促上市公司补充披露重大信息，充分揭示风险。对于发现的业绩预警披露滞后、违规占用资金、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重大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关联交易未披露等违规行为，加大监管力度，及时采取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权益。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及时提请有关方面协助调查并上报主管部门。

　　解密沪市年报监管三千问

　　沪市年报事后审核落幕，三千多个问题浓缩监管动向。

　　自2015年年报起，沪市公司全面实施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由此，“改变”成为年报事后审核的基调：审核内容从平面到多维，审核视角从静态到动态，审核方式从单点提问发展为刨根问底。

　　而年报事后审核中的监管“潜台词”，则尽在抛向沪市公司的三千多个问题之中。在年报问询“X光”的全盘扫描下，异于行业的业绩波动、并购重组“双高”后遗症、风险类公司的财报粉饰、缺乏基础的跟风跨界等上市公司企图掩盖的“病灶”、难以解释的矛盾、试图回避的风险点等都被一一呈现，年报信息披露的“含金量”大幅提升。

　　分行业监管现成效

　　尽管问题多达三千余个，但今年沪市年报事后审核有着共同的“脉络”——分行业监管

　　当行业信息披露“渗透”到整个年报事后审核中，上市公司更容易被准确定位，经营价值和风险更为“一目了然”，价值投资者也由此获得了一份多维度、更生动、“含金量”更高的年报。

　　数据显示，沪市有近600家公司的2015年年报适用证监会及上交所颁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其营收占沪市公司营收总额的80%。大部分公司按要求披露了主要的行业经营性信息。而且在具体披露上，呈现出行业关键指标披露更细化、行业宏观影响披露改进明显、客户市场发展披露有较大提升、盈利战略规划披露不断深入等四方面进步。

　　例如，在行业关键指标披露方面，零售企业详细披露了门店分布和变动情况，电力企业细化披露了装机容量、发电量和上网电量等；在行业宏观影响的披露上，煤炭、钢铁企业对行业整体周期趋势进行分析，医药企业强化了对医改政策影响的披露等。

　　又如，与过去大多数企业披露客户市场信息时失之笼统、过于模糊不同，越来越多的沪市公司在年报中加强了对客户市场信息的披露。部分公司在年报中图文并茂，利用图例、图表等多种形式，分析披露了公司的产品客户定位，既清晰又生动。

　　同时，年报披露中，大多数沪市公司对盈利模式都进行了说明。尤其是一些公司的披露能结合其所处产业发展趋势、各业务板块运行态势、产品研发和营销等各方面特点，深入分析其盈利战略模式，以方便投资者理解管理层的意图与战略，更好地评判公司发展前景。

　　对此，业内的评价也十分积极。对近百名券商分析师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分析师认为沪市公司2015年报的信息披露有效性较往年“提升显著”或“有所提升”。其中，认为涉及宏观经济、行业政策、上下游等因素影响的信息披露有明显改进的分析师占比最高。

　　“机构投资者关注的是公司未来的价值，而公司年报的财务数据更多偏重于体现其历史性风险，从多个维度对年报信息进行补充，对投资者判断未来价值有重要意义，帮助长期投资者去芜存菁，有助于进一步引导价值投资。”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多维“放大镜”看年报

　　单家公司问题数上升背后，是对每家公司的问细、问透

　　沿着分行业监管的主脉络，三千多个年报事后审核问题，其核心内容有哪些？

　　“和没有全面执行分行业监管时相比，今年沪市的年报审核问询函，给单个公司的问题数量呈现了两三倍的增长。”有市场观察人士向记者表示。

　　单家公司问题数上升背后，是对每家公司的问细、问透——在强化原有财务和合规事项的基础上，问询将分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落实情况作为监管重点，聚焦行业宏观影响、客户市场发展、关键资源现状、盈利战略规划、关键流程执行等五大维度的信披执行情况。由这五大维度构造的“放大镜”，成为倒逼公司提高信披有效性的利器，由此，上市公司年报也呈现了前述的四大进步。

　　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年报事后审核中，按上述标准，上交所向上市公司共提出相关问题合计2700余个，占总问题数的77%。

　　首先，强化行业宏观信息的披露是年报问询的“基础维度”，通过强化信披和比照，公司披露的行业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异于同业的业绩波动，对行业的定位是否存在“误导”等问题很难被掩盖。

　　如主营印染业务的浙江某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竞争压力较大，公司2015年全年营收下滑4.92%，业绩增加8.87%。在A股同类上市公司中，该公司的行业营收规模可谓翘楚，但年报对行业政策、行业竞争格局等内容的分析不够详尽，问询函也首先要求公司“补足”行业内容。

　　明确行业定位，也有助于厘清市场对公司的“误读”。总被市场归类于“黄金股”的河南某金属冶炼公司“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就成为问询重点。事实上，公司主业应属冶炼加工，据此，公司被要求其补充披露黄金业务的占比和回收率，并与常规的黄金生产企业做成本比较，以提供关于公司的投资价值和风险的准确信息。

　　每家公司的客户、市场、关键资源、盈利模式等信息是判断公司行业地位、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准，在综合判断公司投资价值时，上述信息同样不能“缺位”，这就是年报事后问询的另三大维度——客户市场发展、关键资源现状、盈利战略规划的主要指向。

　　事后监管发现，上市公司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容易“报喜不报忧”，体现为对影响公司经营价值的核心竞争力、资源储备等信息披露不完整；或者公司对经营风险、战略披露不充分，即披露时“虎头蛇尾”或者“没有下文”，因此均被要求作出补充。

　　如近期完成更名的湖北某上市公司即属于对关键资源披露不到位。尽管已通过重组转身影视行业，但影视行业产业链特点，决定了不同业务环节对应的竞争力、盈利能力完全不同，但该公司的年报对于产业链定位等内容却语焉不详。因此，公司被要求详细披露其所处影视产业的具体情况以及产业链条下各业务的经营情况。

　　此外，对河北某汽车上市公司的年报事后审核首问公司经营战略。问询函指出，公司于2014年、2015年相继推出两款车型，但新车型销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另据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另一款全新重磅车型预计在2015年下半年上市”，但该车型至今未上市。对此，公司被要求进一步说明前两款车型销量不及预期，以及后一款新车型至今未上市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不再刻板于对财务信息的平面审核，而是以动态眼光看公司，同样注重非财务性信息披露——从上述维度展开的这三千多个问题，更准确地勾勒出每一家上市公司的全貌和内情，是今年年报问询的核心内容所在。

　　“不匹配”遭刨根问底

　　如果公司的回答不过硬，会遭到反复问询

　　上市公司只需要以上述维度为核心披露年报、对标“填空”就可以了吗？答案并非如此。审核的关注还在于公司是否表里如一。

　　“前四大维度，主要针对的是公司非财务性信息的披露，最后一项，即关键流程执行，也就是结合公司的非财务性信息，比照公司的年报财务数据，判断两者是否匹配、一致。”有接近监管的人士向记者表示。

　　这些监管层给出的问题，并非拥有统一答案的机械“填空题”，而是需要论点和论据的论述：当审核不再拘泥于平面的财务数据时，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不匹配”很容易被锁定，解释这些不匹配和不一致，这才公司面临的真正“考题”。若无法自圆其说，就会遭到监管进一步刨根问底。

　　如多年来一直微利经营的北京某电子上市公司，其2015年年报迎来了结构转型中的“首亏”。一个异常的现象是公司单季收入的波动，2015年第一季度为1.41亿元，第四季度仅1112万元，然而比较历史数据，2014年度并未出现上述情形。结合公司所属电子行业的情况，一般正常经营的公司其季节波动并不明显。而对于公司四季度收入下滑如此巨大，公司对此解释为收入确认规则的调整。

　　年报呈现的数据，同其行业季节性特点、公司历史数据均不匹配，尤其是结合公司正处于转型期这一背景，这一做法究竟有多少合理性，是否还存在潜在风险，就年报的披露看并不充分。对此，问询函要求公司从业务类别、销售模式、在手合同及订单、收入确认方式的角度对公司收入下滑的真实原因和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分析。

　　为何匹配度关注如此重要？“如果公司描述的行业地位、资源优势非常突出，但财报却出现不匹配，最可能的两个原因是，公司执行上出现了问题，或者，信息披露有问题，比如公司的优势可能并不那么明显，或者财务数据并不完全真实。”上述人士分析。

　　而且，如果回答不过硬，还会遭到反复问询。广西某化工企业作为合成氨煤头企业，其主要产品尿素的原材料煤炭的价格2015年呈下降趋势，受此影响，同行业公司的尿素毛利率有所上升，但公司尿素产品的毛利率反而减少14.05%。如此脱离行业的“异常”成为问询函关注的重点。

　　而公司一次回复时，其所选比较样本为云天化(600096,股吧)、沧州大化(600230,股吧)等气头尿素生产企业，为此，上交所进行了“二次问询”，进一步指出，公司为合成氨煤头企业却选取了气头尿素企业做比对，并明确要求公司对华鲁恒升(600426,股吧)等煤头尿素公司进行比较，并以图表列示的形式补充披露公司尿素成本及毛利变动情况，说明其成本及毛利率变动趋势明显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当然，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匹配度”并不是唯一的方面。除了问得较多的可比性问题，即主要关注财务信息与其经营周期、同行业公司、非财务指标是否一致外，可靠性以及合理性另两大方面也是重点。例如，对可靠性问题，重点审核所披露的内容是否客观、有事实基础，引用的行业数据是否有充分依据；而对合理性，则着重问询一些大额资产处置、集中计提减值等方面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准则的要求。

　　“核心的思路是，除了继续关注年报格式及内容的齐备性、语言文字的可理解性等传统事项，重点还要关注对影响年报真实性、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那些问题。”上述人士表示。

　　关注“泛壳公司”风险

　　结合A股市场的现实情况，问询函对上市公司普遍“壳化”现象及其伴生的问题予以综合关注

　　2015年年报事后审核，另有相当部分问题针对的是风险公司。这些企业的公司治理通常存在较大缺陷，面临较高风险，业绩预告违规、关联方资金占用、依赖大额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盈利等现象较为普遍，甚至粉饰报表等行为亦时有发生。

　　对此类风险类公司的问询，即主要体现为对合理性、可靠性问题的关注，包括关注非经常性损益问题、异常的财务处理、对重大信息披露是否具有充足依据等。

　　例如，吉林某ST公司年报呈现出了贸易业务销售收入暴增与票据结算的疑点。尤其是原大股东此前用票据向公司大额还款，前述票据后又被公司支付给了供货方，而采购方又可能用票据向公司付款，形成了可疑的票据链条。为此，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票据信息和票据承兑风险，说明原大股东中技实业等债务人用票据向公司还款的原因和合理性，还要求公司结合贸易业务上下游客户的交易结算方式和现金流等情况说明期末应收票据金额高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结合A股市场的现实情况，问询函对上市公司普遍“壳化”现象及其伴生的问题予以综合关注。“风险点”已经不限于业绩亏损、资不抵债等外在表象，还包括并购重组业绩不达标、倚靠的重大重组不确定性大等。

　　“风险类公司容易‘壳化’，往往存在较大的经营、财务等风险。”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事实上，随着A股市场并购重组的活跃以及市场对“壳资源”的追逐，一些典型的“壳公司”特征，不再只是ST类公司的专利，而是为很多公司“共享”。例如，常年在盈亏平衡线徘徊最后通过会计手法保壳、弱化主营热衷概念炒作、无心主业屡次重组“吊胃口”，遮掩并购重组后遗症……上述种种现象，都是公司“壳化”的外在体现，对其年报从严监管实有必要。

　　针对“泛壳化”的特点，对风险类公司的问询极具针对性，监管尤其是对重大重组的进展、重大项目的落地格外关注。例如，目前因人事变动而风雨飘摇的上海某园林类上市公司，其2015年10月27日推出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并于11月19日获股东大会通过，但公司年报重大事项中未披露重组的任何信息，问询函要求公司详细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进展，并充分揭示风险。

　　同时，有些公司虽然外表并不具备典型的壳公司特征，却淡化主营喜欢贴热点，但其往往存在重大事项披露进展不完整、对热点题材披露的可靠性不足等问题，监管对其问询一样不放松。

　　如近年来先后涉及油气业务、石墨烯产业等热点领域的一家浙江上市公司，其2015年度盈利4993万，扣非后净利润亏损1.66亿，大额非经常性损益成为公司实现盈利的关键，公司主营业务的贡献并不突出。且在其大额非经常性损益中，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实现投资收益3.17亿元。但是，公司年报对“金融资产”涉及的具体内容、交易情况等均未进行充分披露，且2015年临时公告中也未披露相关信息。为此，公司需要进一步补充披露。

　　对风险关注另一大监管方向则是针对“后重组时代”的公司，这部分公司虽然已经通过重组拥有新主营，但还是呈现出爱贴热点、找概念的特征。这时，监管关注其热点题材披露的可靠性是否充足，后续是否能够落地。

　　如近年曾更名的江苏某上市公司，其年报提到了正在发展VR、AR 技术，但公司缺乏对所处产业链环节、具体实施方式的介绍，同时亦无定量分析。为此，上交所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和产品分类，详细说明公司上述产品和系统在报告期内的产销情况等内容。

　　“后重组时代”的另一大问题则是并购重组的业绩实现情况和补偿兑现，这也常成为拖累公司业绩的“重灾区”。问询发现，有的公司有关业绩承诺方面的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到位；有的公司挪用其他资金或资源不当帮助重组标的实现业绩承诺；有的公司在年报中声称已经完成业绩补偿，但对补偿的方式、数量和金额等关键事项的披露却含糊不清；还有一些公司虽能勉强实现业绩承诺，但对测算的标准和依据避而不谈。

　　例如，河南某医药公司2015年3月完成了发行股份对两家标的公司的收购。年报显示，上述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完成率仅为104.5%、113.4%。2015年8月，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增资方式投资标的资产的相关项目。考虑到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率较低，且绝大多数的利润是在募投资金到位的下半年实现，公司盈利预测的完成可能存在疑虑。对此，问询函要求公司结合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相关项目的独立核算情况和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等进行细化说明。

　　“由于运作手法多样、多变，对高风险类公司的问询问题并不是割裂的或者能够类型化的，核心思路是通过问询更多地揭示其潜在风险。”有分析人士指出。

　　而公司的回复质量，监管自然心中有数。针对公司在年报披露期的表现和信息披露的质量，上交所也会及时给出反馈——对明显的违规事项及时采取监管，“边问询边监管”的工作方法有所体现。

　　例如，针对目前年报事后监管问询中发现涉及公司财务会计处理疑点、违规资金占用、不合理的交易事项等监管问题和风险的41家公司，上交所均提请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予以关注、核查。

　　数据显示，年报披露期间，上交所针对业绩预告违规、关联方资金占用、非经常性损益未及时披露、窗口期违规股票交易等年报披露相关的违规事项，及时采取监管措施或启动纪律处分调查程序。据统计，截至目前，上交所共采取口头警示、监管关注、督促规范运作等监管措施七次，启动纪律处分调查62起。其中，对18家涉嫌年报信息披露违规的公司和相关当事人启动了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程序，相关处理结果将于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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