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曾经是中国红得发紫的“首富村”；1993年，“庄主”禹作敏触犯刑法被判刑，大邱庄又迅速走出公众的视线，“销声匿迹”。
在举国震惊的“大邱庄事件”过去9年后，笔者走访了大邱庄。它如今已不再是“榜样”；但考察大邱庄经济从巅峰到低谷的整个过程，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有价值的思索。
80年代中：钢铁炼成首富村
大邱庄位于天津西南方向，离市区只有一个来小时的路程，村子旁边就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笔下静谧美丽、云烟缥缈、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的团泊洼。
多少年来，“团泊洼的秋天”没有给大邱庄人带来丰收和富足；相反，行洪过后的土地非常贫瘠。“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一个穷字，成为大邱庄多少代人背负的沉重“十字架”。
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后，大邱庄在禹作敏等能人的带领下，避开土地盐碱贫瘠的劣势，向工业进军。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起用了村里能人刘万明，办起了钢铁企业。
刘万明是1960年由天津一家轧钢厂下放回来的，他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他们用这些钱陆续办起了其它钢铁厂。
在计划经济年代，钢材是炙手可热的短缺物资。由于“双轨制”，当时的国营钢铁企业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产品绝大部分被平价调拨；作为集体企业的大邱庄却完全按市场价格销售，获取巨额利润。大邱庄人领先一步，靠小钢铁厂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有了资本，从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迅速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相继形成。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大邱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钢材经销商。
据说，四大集团成立后，禹作敏曾希望他们向多元化发展。但是钢材利润大得令人垂涎，大邱庄人铺摊子还唯恐不及，哪会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当地人回忆道，那时候大邱庄可以说是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整个村子就像个钢铁大“熔炉”。依靠钢铁工业，大邱庄摘掉了祖祖辈辈的“穷帽子”，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据统计，从1987年开始，大邱庄的产值、税金和人均收入等多项指标在全国村级单位名列榜首，并连续保持了5年。到1991年，大邱庄实现产值18亿元，公共积累达到4.8亿元。农民住上了现代化的楼房或别墅，人均住房面积达40多平方米，部分家庭还拥有小汽车。
1992年，如日中天的大邱庄又开始新一轮“创业”，他们“大干快上”，筹建“百亿工业园”，仍然以钢铁工业为主。100亿元的投入，不但把大邱庄多年的公共积累全部投进去，还通过银行贷款、社会融资等方式借了数十亿元。
1993年春天，禹作敏出事，但并没有减慢大邱庄的发展脚步。1997年，大邱庄达到最辉煌的时期：工业产值达到130多亿元，钢材加工产量270万吨，国内生产总值16.1亿元，税收9400余万元。此时，大邱庄第二产业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5%，其中钢铁加工业又占全部工业的86.7%，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仅制管生产线最高峰时就达到96条，生产能力接近200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
90年代末：“三大枷锁”困谷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市场形势骤变，受资金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大邱庄的企业有1/3停产，1/3勉强维持，1/3尚能正常运行。
此后几年，大邱庄经济大幅下滑。到2000年工业产值8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1.9亿元，税收4600万元。静海县常务副县长、原大邱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说：“大邱庄经济2001年已跌到谷底，税收仅完成了3500万元。”
与过去车水马龙、迎来送往、人气鼎盛相比，现在的大邱庄显得十分寂寥与衰败。昔日闻名全国的小洋楼已显旧态，里面专家已经走光；许多工厂早已偃旗息鼓，街上再无熙熙攘攘的人流……
大邱庄的今天其实早在很多人意料之中。静海县以及大邱庄的领导人认为，大邱庄经济由盛而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头脑过热、盲目铺摊子、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结果。即使禹作敏不出事，大邱庄经济早晚也会出事。现任镇党委书记王庆武说，1995年我们就发现，虽然经济仍然快速发展，但积累的几大潜在问题已经暴露，迟早要出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产业结构单一，这是大邱庄经济跌入谷底的最直接原因。
大邱庄靠钢铁加工业起步、发家，其产品基本上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建材类和管材类。这种产业在短缺经济时期，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为大邱庄的巨富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铁工业尤其是建筑业用的盘条、钢管等产品生产过剩，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很多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都难以为继。缺少资源优势、规模不大的大邱庄企业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例如，3寸以下的镀锌管属于建设部明令淘汰产品，基本上没有市场，大邱庄的86条生产线绝大多数只能处于闲置状态。
第二是债务负担沉重。
1992年，禹作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全国即将迎来更大一轮的建设高潮，钢材的市场需求会更大。那时候，银行对大邱庄也趋之若鹜，不少行长都求着大邱庄贷款。大邱庄开始走上依靠高负债、畸形发展钢铁工业之路。“百亿工业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盲目投资建设的。禹作敏出事后，很多项目继续投入资金，到1995年大邱庄借款、贷款以及承兑汇票加起来总负债达到50亿元，工业企业的综合负债率达到100%。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停开承兑汇票，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此后，大邱庄经济一路下滑，跌势不可扭转，到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00亿元降到6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0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第三是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
大邱庄最初的快速发展依靠的是“集体经济”的灵活机制和“能人”家长式的管理模式，禹作敏一个人说了算。大邱庄长期以来企业结构呈“宝塔形”：集团公司、二级公司、三级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承担无限责任。大邱庄的产权以及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背离。在这种模式下，集体曾为村民开出高福利清单：水电暖免费、住房免费、通讯交通免费、孩子上学免费等等多达15项。企业不景气后，这些福利变成企业的包袱，一个集团一年要投入一两千万元，例如大邱庄四大企业集团共有各型汽车600余辆，通讯工具7000多部，全部由集体负担，有的业务员一个人一年手机费就花掉10多万元。
改革：集体整体退出企业
中国的乡镇企业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各具特色，经济学家将其概括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等。大邱庄与“苏南模式”最相近。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即“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其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过度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固有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大邱庄因为禹作敏的问题，体制弊病率先暴露出来。过去大邱庄各企业领导人没有监督，大小事情一个人说了算。比如领导人亲属随意安插，不管有没有文化、懂不懂管理，都安插在管理层里，很少有人进车间劳动；收入多少也由领导随口定。大邱庄镇现任党委书记王庆武说：“这种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成了个人的。但产权不是自己的，企业领导只负赢不负亏，亏了就向上级伸手。”
近年，大邱庄对旧模式进行了改革。1995年，大邱庄确定改革的总体思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产权由虚有变实有；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企业和社会的“能人”出资“入主”。
改革首先从房子开始。过去大邱庄的住房都是集体的，人们住房不花钱，灯泡坏了都不换，等着集体统一换。1995年，大邱庄实施了住房改革，基本原则是村民不论职务、工龄，老房子按照面积、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仅3个月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房款收回后，镇里又统一规划街道，重新建设十几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房子按市场价格继续出售。
随后又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取消了禹作敏制定并延续了多年的待遇，为企业卸下包袱，同时也为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了基础。
1997年6月，大邱庄正式着手对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采取“承载制”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改制：先请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对大邱庄集体所有的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然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把企业出售给个人。转让后，企业有多少资产，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债务。曾主持改革的原镇党委书记陶润立说：“产权改革后的企业对过去是资产债务一身背，冤有头，债有主。”
改制后，大邱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共吸收个人注入的资本2.6亿元，运作了20多亿元的企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邱庄的资金困难。
进行时：艰难的结构调整
大邱庄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远在制度改革之上：一方面是已经形成400多万吨钢铁加工能力，需要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又想跳出钢铁工业这个圈子，进入其它新兴产业，以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1995年以来，大邱庄一直在寻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花费了很多心血。在这里能看到一些高新技术、畜牧、化工、汽配、电器等产业的发展，能看到蓄电池、变压器开关柜、电梯导轨毛坯、塑封等11个新产品正拟打开市场。也能听到大邱庄人“三不做”的决心：劳动密集的不做，环境污染大的不做，没有长远发展前途的不做。但是，“三不做”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产业结构的调整说到底是一个退出与进入的过程。从原有产业退出，需要放弃现有资产，而进入新的产业，需要新的投入。对大邱庄而言，钢铁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虽然钢铁企业已有一半停产，利润率降到极低，但其销售收入仍占总体的90%左右，镇和县财政收入仍需钢铁工业继续贡献。不管退出还是进入，大邱庄都得把闲置企业盘活，否则就没有退出和进入的资本。但1997年金融秩序整顿以后，银行的分支机构撤走，外部的资金链断裂，数十亿元的债务包袱却还没了结，结构调整极其艰难。
陶润立说，大邱庄的结构调整将实行一引、二提、三淘汰。引，就是要利用大邱庄的土地、厂房、设备优势，引进有资金、有技术的大企业；提，就是提升原有钢铁企业层次，进行技术改造；淘汰，就是把停产企业通过破产、租赁、嫁接和出售等形式进行清理。2001年，大邱庄进行了6项技术改造，主要是在能源方面，企业由烧煤改为烧油，既减少环境污染，又降低生产成本，每吨钢铁成本降低了60～80元。
陶润立说，现有的96个工业项目，已调整的有45个。一些大的结构调整正在进行中：首先对钢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市场前景广阔的产品，目前正与天津钢管集团洽谈合作，力争成为有缝钢管生产基地；第二是积极发展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巨大的项目，正在申报建立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第三是关停不具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腾出厂房出租，盘活闲置固定资产，如把原有的一条摩托车生产线出租给了南方一家企业。第四是重新进入第一产业，开发第三产业。四大集团纷纷投资农业，先后建起了1000亩的葡萄园，去年产酿酒葡萄15万公斤，200亩的苗圃，200亩温室大棚蔬菜，投资养殖业等等。一批人在结构调整中被调下来，镇里积极支持他们从事服务业；把店铺出售给村民经营；兴建钢材交易市场和摩托车市场，等等。
记者离开大邱庄时，暮色已苍茫，郭小川诗中令人神往的团泊洼近在眼前。5年的大旱已使这块曾经缥缈如烟的苇塘变得干涸、荒凉。可大邱庄人相信，团泊洼会来水的！“团泊洼的秋天”依然美丽，因为她深深地刻在一代人的心里！其实，大邱庄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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