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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光大集团总部。这个夏天，光大集团最引以为傲的两大支柱——银行和证券——同时地震，而且每一次的烈度都足以载入中国金融史册。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保存到相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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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集团最引以为傲的两大支柱—银行和证券—同时地震，而且每一次的烈度都足以载入中国金融史册。
这家栉风沐雨三十年的红色企业，从市场化改革的风向标沦为寂寂无名，却在扛着创新的大旗试图奋起之时，遭遇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误。
2013年8月19日，沪市早盘，一笔1000万元的国债以明显低于市价的价格成交，原来是光大证券再现“乌龙事件”，错误输入造成“贱卖”，可能损失11万多元（后经与交易方协商，没有进行交割）。
这样的小错误，在市场上并不罕见。但中国主要财经媒体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报道，因为主角又是光大证券—三天前它的一次乌龙事件，搅动A股和股指期货接连出现几十年一遇的大幅波动。更早之前，光大银行延迟交割兴业银行所存放资金的传闻，重创市场信心，最终引爆一场史无前例的银行间“钱荒危机”。
从6月到8月，光大集团最引以为傲的两大支柱—银行和证券—同时地震，而且每一次的烈度都足以载入中国金融史册。
这一年，光大正好30岁。
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与风向标，光大生于1983年，是新中国第一家驻香港公司。这家一出生便烙上“红色贵族”钢印的企业，曾以特殊的背景在香港和内地长时间叱咤风云，但在历经多年沧桑之后，渐渐泯然于众金融机构。正当它扛着创新的大旗想奋起直追之时，却在这个夏天以“不可思议的错误”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红色资本”
当时的光大几乎就是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窗口，一时间风光无限。
如果没在1981年年初接受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一百年的诚请，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那一年，62岁的王光英以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副市长及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这样一个横跨党派、行政和商业职务的叠加身份南下赴会。
王光英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1940年代即开办化学厂，技术起家，一生纵横政商两界，被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而彼时，他更为人瞩目的身份是，王光美—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最亲近的兄长，港人称为“红色国舅爷”。
南下回来，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王光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陈书“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在该份报告书中，王展示了他特有的商业嗅觉和充沛的政商人脉关系。
为期十多天的南下之行中，他不仅帮天津成交了550吨石蜡，每月5000吨供应食盐，也替正陷入“吃不饱”状态的国防工办下属工厂招揽了100万个军用钢盔、100万个军用饭盒、100万双军用皮鞋这样的买卖。而与蒋纬国秘书在香港的会晤，还谈及了5000万斤大米、90万吨水泥这样的特殊意向。
最重要的是，通过“每日深夜一点仍不愿散”的商界老友，王光英敏锐地指出，为了提高工业水平，“有必要在香港成立一个综合性公司，破除官商习气，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
这一年，距离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已时过4年，中信开始风生水起，1982年成功在日本发行了100亿私募债券，名声大噪。
中南海最高层很快回应—“在港设一完全打破官商一套的综合公司，委托光英同志负责筹办。干部也由他选人，由中国银行贷款支持”，这是王光英拿到的充满时代特色的尚方宝剑。
光大1983年4月11日在京宣告成立，4月27日即在香港高调开业，与香港地标建筑红磡体育馆正式落成选在同一天。
与中信、康华并立的光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气氛中，其“商”的特征更为显著。
曾在光大多年后来进入中信的中信现任董事长孔丹曾如此回忆光大创办之初，他说：“小平同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一批老工商业者能发挥作用，他们曾经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里面经历过。小平同志借鉴他们的声望、经验、能力、知识，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为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做一种尝试。我对荣毅仁、王光英两位老人都非常地尊崇，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探索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道路，他们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那时光大主要做的是实业，以中外合作方式引进资金搞了许多大型建设项目。
其中的代表之作，便是建成深圳23平方公里的南头工业区—较招商局治下9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大出近两倍，以及投资53层北京京广中心—正是在京广中心顶楼俯瞰全北京时，邓小平说出了“发展才是硬任务”，数年后，其变通版本“发展才是硬道理”举国皆知。
不仅如此，人脉深厚的王光英与尼克松、基辛格私交很深，当时的光大几乎就是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窗口，一时间风光无限。
失去银行话事权
为了填补光大集团的窟窿，光大银行被拖入泥沼。
1989年后光大换帅的具体考量，至今不为外界所知。能看到的结果是，王光英卸任，时任央行副行长的邱晴接任一把手。这位当时“亚洲四大女强人”之一的金融高管空降，意味着光大正式拉开了淡出实业进军金融业的序曲。
1990年，国务院开始对光大集团进行战略性调整，开始向金融业倾斜。
此后，光大的历任掌门，无一不是央行或银监会高管的背景，而1992年光大银行的成立和1996年光大证券的成立，更是令这家实业企业彻底转身金融集团。
以民间色彩崛起的光大，此时官派身份已表露无遗，往往能拿到特殊的“路条”，比如1992年8月成立的光大银行，就是中国首家国有控股并有国际金融组织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风头一时无二。
“光大是当时大家梦寐以求的地方，进去对人才招聘的要求很高。光大银行背靠集团优势，业务根本不用发愁，是当时金融圈里典型的高富帅。”一位光大的老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96年完成股份制改造、1997年完成香港联交所间接上市……一切都走在同行的前列，这就是1990年代后期的光大银行。到1998年，光大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率在国内银行机构中名列前茅，而且资本充足—资本充足率达17.1%，远远高于巴塞尔协议和人民银行规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名列国内银行之首。
但至此之后，光大银行再也没能保持这个位置。原因是，光大集团这棵大树成为拖累。
1993年，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因发生8000万美元的重大亏损，严重资不抵债，2002年失去牌照。1999年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受贿案爆发，并且其在香港金融危机前激进的资本运作也令光大颇伤元气。
而在这些危机期间，占光大集团资产主要组成部分的光大银行，一次次为集团提供担保，被拖入泥沼。
再加上1999年光大收购中国投资银行的零售业务部分，虽然资产暴增一倍多，但后来却发现后者有大量不良资产。
2005年数据显示，光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91亿元，核心净资本已经降至-30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49%。
更要命的是，这让光大集团丧失了对光大银行的控制力，虽然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却徒有其名。
2007年，为了挽救实际上濒临破产的光大银行，汇金公司对光大银行注资200亿美元，并因此取得了光大银行控股权。
而从光大信托事件爆发之后，光大集团就陷入了一个管理层频繁更替的怪圈，历史上集团领导班子经过了六次调整，原副董事长孔丹在光大集团时，辅佐过的董事长就多达四位。
六任一把手中，刘明康在位时间最短，从1999年7月末到次年6月，不过一年时间。但这位以央行副行长身份空降的大员，除了来担纲“朱小华事件”的灭火者外，还为光大提出了银行、证券、保险、财务投资四驾马车并驱的构思，并搭起了最基础的框架—要知道，这个时候，若干年后与光大、中信并列为三大混合金融控股集团试验田的平安集团，尚还在为其主业保险的生存而殚精竭虑。
后来，王光英的侄子王明权接过了光大，但光大依然沉疴难起。
在奋起时出事
搬进一座楼，拿到所有牌照，这只是第一步。眼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新潮的量化投资，被光大视为重要的方向，但松散多年的风险控制体制，未能挡住创新带来的风险。
说起光大，同行们总不免唏嘘嗟叹一番。
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曾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2年，光大银行资产是兴业银行的五倍，五年后的2007年，兴业银行的资产比光大银行多了两千多亿元。而这个数字，到了2013年，两者的差距已经接近万亿。
“这几年光大也没干什么事，我们做银行研究员的都不看他，业绩就平平淡淡。说实话，跟投资者接触很少的。”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2007年7月，唐双宁临危受命从银监会空降光大集团，进行改革重组。当时，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的主业，资产占比达96%的水平。
作为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唐双宁，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把手。这位以书法闻名业界，题写的“金融街”甚至被刻上石碑至今矗立于北京金融街银监会大楼前的人物，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过得并不轻松。
唐双宁曾将集团和光大银行诸多症结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历史问题，二是管理问题。光大银行的控股权旁落，让唐双宁一直耿耿于怀。
在外界看来他最大的任务是替公司“找钱”，同时还要力保集团对最大现金奶牛光大银行的实质控制权。同时，如何让北京、香港长期总部分治局面终结，对这位更偏好哲学的人，也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技术活儿。
“三大战役”中，半小时与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的秘商换得汇金支持光大银行实质归属光大集团，属大功一件；京港两部合并和光大金控挂牌，也在组织结构上交齐了功课；通过光大证券与光大银行A股上市缓解了资本金压力亦算成功一半，而另一半，原本得到2011年8月光大银行H股上市方算圆满，然而唐至今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值得一提的插曲是，2012年，原名薄熙永的光大高管李学明辞去所有职务。
“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竞争更激烈，大集团的优势也不明显了。现在集团的其他企业也不是很好，光大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也没有优势了，那些客户看中的还是服务，像这种银行转型，需要很强很有力的银行家，否则很难改变光大的基因。”一位光大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
在他看来，眼下的光大已经没有往昔的活力。“很多其他银行能做的，光大都做不了，比如说信贷政策都非常严，感觉上不太像商业银行，还是很保守。内部沟通成本很高，很多项目要做内部营销。”
对于光大寄予厚望的金融控股集团，有业内人士评价，“搬进一座楼，拿到所有牌照，这只是第一步”。他比喻，“目前光大只是完成了汽车组件的采购和外观焊接，距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改革和金控成型尚有较大距离”。
而眼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新潮的量化投资，被光大视为新的重要武器。多位业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光大在这个领域走得很前，旗下策略投资部门深得重视，也是新的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不过，松散多年的风险控制体制，未能挡住创新带来的风险。8月16日搅动A股的乌龙指，正是出自这个部门，一系列几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错误，不仅通过了策略投资部门的系统，也穿透了光大的风控机制，直接切入资本市场。
“礁石藏露明灭处，波涛起落载覆舟。持死节从来不计名，护金瓯”。8月16日上午出版的央行下属《金融时报》上，素喜以诗词书法示人的唐双宁在《若干金融热点问题的诗词解读》一文中以此点评金融风险的危害性，数小时后，中国资本市场继18年前327国债事件后最大一宗事故恰恰缘于其治下的光大。
又隔两天的下午6时，光大就8·16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旋即被与会媒体指责为“大事化小的推卸责任”。同时，受该事件拖累，A股市场券商股和光大证券自营部门重仓股票均大幅下挫。股民百亿损失可能谋求巨额索偿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一些揭露光大证券内幕的旧帖也再度被翻出。
同行的指斥更是激烈。今年以来对创新业务持愈发审慎态度的主管当局会否以此为契机开展整风运动，乃至正待复出的国债期货会否再度面临夭折，都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而这种全行业共同面对的大概率空间收缩，无疑使始作俑者的光大成为“全民之敌”。
不过，2012光大银行年报的董事长致辞部分由唐双宁亲自起草，其中，便有这样一段令观者莫名的话：“乾陵一块‘无字碑’，道尽武则天一生是非功过，男儿汗颜。”不过，还有一些话却一语成谶，唐当时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今日复杂域中之一国企乎？”
只是没有人知道，这家栉风沐雨三十年的红色企业，这个被不少同业讥诮“不主流不优秀”却偏偏是改革的产物，会走向何方。
（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张玥、实习生谢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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