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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老实说，一年一度的青年领袖评选，对本刊并非易事。其难度首先在于，“青年”一词与“领袖”一词之间，似乎天然横亘着时间这条隧道青年虽然崭露头角，却还没有经过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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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领袖”们当下遭遇的挑战、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今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从接受万众顶礼膜拜到众叛亲离，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昔日的“领袖救星”今天被视为“民贼独夫”。民心向背不是骤变，而是渐变。这种渐变民间力量挑战威权势力，民有民治民享挑战王有王治王享，公民的自我教育挑战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教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各领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之变。
百度总裁李彦宏曾是风光无限的IT领袖，作为一个创业成功并影响巨大的年轻人、知本家，曾被青年们、大学生们崇拜有加，但其企业接连暴露出商业欺诈、信息屏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后，李彦宏也走下了领袖神坛，名望大跌，甚至被直斥为“骗子、小偷”，虽然，他还领导着一家市值数百亿美金的企业，他还是中国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
再观互联网上专家、学者、名流、官员形象的嬗变，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曾是各领域的大小意见领袖，是“纵做鬼也幸福”的成功人士，而今，他们的论点、论据、逻辑、品位、情操、人文科学素养、思考的方式与深度，无一不逐人逐条地被各方检视，正是在这种来自民间的、海量的、巨细靡遗的挑剔中，大小领袖们、成功者们暴露出了知识的短板、人格的缺陷、品位的低陋……凡此种种，在微博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互联网文化研究者说，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民都是平等的个体，大家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传统时代的尊卑贵贱，被互联网拒之门外。任谁想借助现实世界的身份在网络上继续高人一等、威风八面，都是痴心妄想。
这似乎是一个领袖失势的时代，一呼万应的时代已然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众声喧哗，甚至，关于领袖、成功的定义本身也众说纷纭，意义与价值被重新评估。价值与利益的日益多元，辩论的相对自由充分，客观上带来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这个时代，领袖与专家失势，民众地位上升，但同时也有人发出清醒的声音：群众成为群氓的危险，丝毫不小于专家成为“砖家”、领袖成为阶下囚的危险。
回到青年的话题，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与宣传口号中，青年都代表着活力、激情与进步。但青年学者、本届青年领袖当选人刘瑜在反思五四运动时却提醒我们：“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的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无疑，这个“退步”青年的群体，还包括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年轻时的身份之一。这位曾经的红卫兵改革开放后成了大型国企的掌门人普通人眼中的权贵阶层，现在却热衷于启蒙价值的宣扬和民主社会的推动。
秦晓的转变来自两次大惑，其中一次是他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他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的一段话，“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
看来，“青年”并非一个天然正面、美好、进步的褒义词。客观地说，青年是一个充满着纠结、试错、自省的人生阶段。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价值多元意见纷呈的社会，要求青年的统一、社会价值观的统一无益有害，也是徒劳的。
但与此同时，一个美好的社会也是全体民众的共同期望，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和谐永续地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共识社会各界意见、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共识、最大公约数的建立，除了从美好社会的原点开始探讨外，别无二途。秦晓思考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正当性？这个价值正当性，表现在对每一个中国人权利、自由和理性的认同。”
任何人都是教育的结果，无论这种教育是否在书本，是否在学校。同为青少年，有年方十三就官习甚重的武汉“五道杠”少先队副总队黄艺博，也有广州举牌抗议地铁公司翻修计划伤财毁忆的高中生陈逸华。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不同，父母学校社会价值之差异，培养出的孩子是如何天壤有别。而这些年轻者年少者，未来必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坚，梦想美好社会的我们，希望哪种教育下培养出的孩子主导我们的社会呢？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在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任教于美国大学的学者徐贲曾问学生：什么是美国公民应有的基本美德？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说是“诚实”。又问，什么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美德？回答还是一样：诚实。
道德，诚实，还是诚实，无法再朴素的词语，却是一个美好社会的根基，无论青年老年，无论领袖民众。
蒋兴宇和他的纳米世界
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北京
看上去，蒋兴宇并没有照片上那么意气风发，带了顶棒球帽坐在办公室，这位1977年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更像一个高年级博士生。
今年夏天到来之前，他剃了个光头，因为“凉快”。光头也是种减压方式，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化学博士，已经在中国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偶尔，蒋也会抱怨“压力大”，实验室有十几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学生要毕业；另外，已成为父亲的他，“生活压力也大”。
不过，一进实验室，这些压力都不见了。他随手拿起第一排支架上的一支尖底试管，指着里面透明的玫瑰红色液体介绍：“这就是我们用的金。”
液体里的黄金颗粒是纳米尺度，即十亿分之一米。因为与可见光的波长相比，这些纳米颗粒实在太小了，呈现谜一样的玫瑰红色。
目前，蒋兴宇和他的团队正尝试用这种金颗粒去攻击革兰氏阴性菌。那类细菌经革兰氏染色反应后呈红色，不仅有坚固的细胞外膜能抵挡大多数抗生素，而且在其外膜上还有流出泵，可以将进入菌体内的药物分子泵出体外，从而产生耐药性。革兰氏阴性菌中著名的成员之一就是“超级耐药菌”，而人类当前正在使用的抗生素对超级细菌束手无策。而金的纳米颗粒可以穿过革兰氏阴性菌坚固的外壳防线。
蒋带领学生把纳米金颗粒和药物前体小分子搭对，去攻击革兰氏阴性菌，“效果还不错”。他们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药物应用价值”。
那是间颇像写字楼格子间的大实验室，高高低低的显微镜，瓶瓶罐罐，看似颇为杂乱。钢盘上的烧杯里，悬浮的小短棒正在一圈圈转着，那是磁力搅拌装置；迎门放置的一人高的蓝灰色方盒子是恒温摇床；机器旁边格外白净可爱的白瓷桶上贴着“生物垃圾专用”。
几件挂了姓名牌的白大褂挂在屋里，那不是必须要穿的；眼镜却一定要戴。一个并不近视的男生戴了副很有现代感的蓝框平光镜正在干活，他说，这是为了避免眼睛受到意外伤害，“国外出过事，有人眼睛被溅出的溶液烧了。”
生于成都，蒋兴宇小时擅长画画，一度想过专门学画，但怕荒废了文化课而作罢。受身为化学老师的妈妈影响，中学毕业时选择了南京大学化学系。读大学第二年，转学去了美国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第三年转到了芝加哥大学。
“那时中国的大学基本上还是高中的继续，主要还是跟老师学习。而美国的大学会鼓励学生产生新鲜想法，高年级学生就可以到顶尖的实验室去做些工作。”他说。
芝加哥大学承认之前两所学校的学分，蒋兴宇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两年，1999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哈佛的研究生院。最初，他很想申请一个研究有机化学和生命起源的实验室，但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偶然，蒋兴宇听了一场讲座，喜欢上了怀特斯德教授(GeorgeM. Whitesides)的研究方向用纯粹的物质结构，解释细胞的各种生物学特性。
根据2010年的一项统计，目前在世的化学家中，怀特斯德的H值世界第一H值是目前综合评价科研工作者影响力最标准的方法，含金量很高，在物理学界的H值榜单上，世界上排名前8的物理学家中，有4个是诺奖得主。
怀特斯德的研究兴趣极其广泛，而蒋兴宇在怀特斯德实验室中的关注领域，是与生物相关的物质结构的研究。2005年博士毕业后，他又做了一段短暂的博士后研究，看到北京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招聘，他就回来了。“是新成立的机构，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做出些东西来。”
如今，除了那个杂乱的大实验室，蒋还有一个超净实验室和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关于超级细菌的那些实验，必须在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纳米科学中心很新，纳米也很新，而且发展迅速。
1982年，可以直接观察到单个原子的电子显微镜(STM)问世，4年后，STM的两位发明者就拿到了物理学诺贝尔奖。STM的出现被认为是纳米时代开始的标志。
最初，人们以为，通过对纳米尺度的了解，可以在原子水平上进行设计，制造出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确的物质和技术产品，1959年，费曼曾提出过关于纳米小世界的两个悬赏：做个塞在边长为1/64英寸的小盒子里还能转动的马达；把一本普通大小的书的一页纸，缩小到它的1/25000。
然而，纳米时代真正到来后，物理学家们吃惊地发现，纳米尺度的威力远超过他们最乐观的想象。纳米材料因为体积小，表面积就变得很大，接触面积增大无疑可以提高很多反应的效率。甚至，作为微小颗粒，它穿透细胞如入无人之境，还可能对生物体产生毒性。有人猜测：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纳米微粒进行恐怖袭击。
而在蒋兴宇看来：“成为恐怖武器的可能性较小，但这些颗粒小到某个程度，确实有可能会对生物体产生损害。”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目前也是他们的一个研究方向。
问他对广告中无所不能的纳米涂层、纳米织物怎么看？他略有些尴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估计是加了一层纳米涂层，因为纳米的表面效应，能够如荷叶一样保持光洁……不过，那个涂层是很脆弱的，很容易磨损，效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他显然不喜欢这样把纳米当作噱头，“日子长了，大家以为纳米没多大用呢。”
纳米涂层的用途其实很大。蒋和他的团队目前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芯片上的实验室将试剂纳米材料涂在芯片表面，把芯片做成高效的检测“试纸”。他说，“芯片上的实验室将非常有用”，然后开了个玩笑：“甚至可以用来检测奶粉里的三聚氰胺。”
婴儿奶粉的安全性，是纳米科学之外，这位科学家关心的少数社会问题之一。办公室大门上，他高高兴兴地贴上了儿子几个月大时的照片。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刚过1周岁的儿子身上：中午尽量回家，跟儿子一起吃饭；晚上陪儿子吃完晚饭后，再回实验室：他赶得很辛苦，不过也没办法，儿子的成长就这么几年，而他又工作忙碌。
蒋兴宇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蒋兴宇：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蒋兴宇：成就谈不上。不过，对我的学生，或者更年轻的学者，我可以说一句：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要全身心投入，要勇于追求梦想。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成长的时代，你了解吗？你们之间有代沟吗？
蒋兴宇：我父母那一代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很多想得到的东西都没得到，于是他们的很多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寄托体现。我们交流很多，没有代沟。
人物周刊：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蒋兴宇：这个时代太浮躁，对所有的东西都求之过急。中国现在正高速成长，这没错，但不该过度追求名利。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蒋兴宇：我觉得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主要是医疗、住房、小孩教育等生活上的压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蒋兴宇：能够影响他人的生活工作，对他人带来正面影响。我在哈佛的导师GeorgeM. Whitesides，不光在科学上有巨大贡献，对工业界也有正面影响。他亲自帮助成立了很多公司，或帮科学家把技术变成产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就业，还为创新社会提供了动力。这一点，我做得很差。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蒋兴宇：我觉得当代中国社会，权利最重要，尤其是个人权利。在行使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可以体现责任；个人权利有了保障，个人自由也就有了保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
蒋兴宇：《西游记》。人生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帮助自己，百折不挠地追求目标，总还是可以成功。电影？没想出来。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蒋兴宇：家庭。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蒋兴宇：幸福。还是有些不安和担忧。主要是担忧基础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他比他80后的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不会有太多的金钱和权力，他甚至毫不讳言“生活压力”，但这些压力并不妨碍他投入自己选定的纳米世界。
陈坤 我们的时代到了
最大的担忧，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陈坤：很满意。我得到的已超出我想要的，所以现在非常感恩。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陈坤：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认为还称不上。我想把超出想要得到的那部分回馈给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成就。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陈坤：我非常理解他们，包括他们的爱情、生活以及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一些优良的传统，这让我得以在这个不停变化的时代，坚守住了内心。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陈坤：很多看不惯的事情，我不会让它们来影响我。我会从其他角度看世界的美好，也希望能用我的力量将美好放大。这样不好的就会变小。我希望能看到更多正面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陈坤：我把自己定义为“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悲观是因为我设想了很多，却还没有做到。能力上的不完满，有时会带给我情绪上的起伏。总体来说，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内地的电影业蓬勃发展，给我们这一代电影从业者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和机遇，就如2010年我拿到“百花奖”以后所感叹的我们的时代到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坤：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生存，摔倒了再爬起来，他们都比较积极向上。我相信在未来的10到20年，这些人会成为支撑社会的主要力量，我对我们充满期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陈坤：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袖。只要你有才华，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话语权、成为领袖。要成为社会层面的领袖，除了才华，还要有回馈社会的心，也就是社会责任感。
我钦佩内心坚强、有智慧的人。比如《新周刊》的创办者孙冕，他的坚强、乐观和洒脱是我特别欣赏的。比如王石，他有很强的魅力，并有“战胜不可战胜的目标”的品质。
我特别敬佩徐克导演对热爱的事物百分之百投入的精神。还有很多具有先锋思想的年轻人，比如韩寒，以及很多上进的年轻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陈坤：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更看重男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不只对家庭，也是对朋友、对社会的。个人自由，我觉得在允许范围内可以存在，也需要存在。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进步，需要凝聚更多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更大的推动力。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陈坤：《西藏生死书》和《沉思录》对我的影响很大。影响最大的是《曾国藩家书》。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陈坤：我现在非常幸福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感受到所有的不安、恐惧、害怕等情绪，就是最幸福的；能拥有所有普通人的情绪，并很好地面对它们，就是幸福。我庆幸自己是身体健康、情绪正常的人。最大的担忧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
姜文曾评价他：喜剧感和力量感兼备，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这个实力派却不甘于只是演戏、赚钱。由他发起的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将于8月底拉开帷幕。他说：“越有成就的人，越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我愿意‘作秀’，只要能帮到别人。”
谢安琪 香港乐坛的异数
她不是玉女，不是少女，不是欲女，不是烈女，香港人叫她“平民天后”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上海
在香港乐坛，谢安琪从来都是个异数。
她不是玉女，不是少女，不是欲女，不是烈女，她和香港这座城市善于打造的或风风火火、或柔媚无骨、或跳脱随性的模子都不对板。漂亮、唱得好、亲切温柔又认真，乐迷和合作过的工作人员多半如是评价她。她和那些贵为天后的前辈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一样：她们是艳冠群芳的玫瑰或带刺的蔷薇，谢安琪就是株百合，她不是最好看或者唱得最好的那个，但就是让人感觉舒服，还能入药。她踏实、勤勉、认真、知足，有意无意地拒绝那些围绕小情小爱的歌曲，拒绝“为了伤悲而伤悲”，歌词里时不时甩出一两句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这样的她，竟然红了。
香港人叫她“平民天后”，好事的fans私下叫她“Kay妈”。她的英文名是Kay，她也是继王菲之后，第二个敢在刚刚大红的时间点就结婚、大着肚子在台上唱歌的女歌手。复出第二年，她拿到“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殊荣。
谢安琪2005年才出道，那年她已经29岁，刚开始想找家肯为她做发行的唱片公司都困难。“那年流行KTV音乐，唱片公司做音乐只想卖钱，流行的歌旋律都比较简单，歌词也浅，容易接受。可我想做的音乐是投射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女孩儿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唱片公司担心题材流行度不高，也担心我很难红起来。”
幸好她遇到贵人。2002年她和周博贤、夏森美相遇，他们为她创立了Ban Ban Music，一手挖掘和打造她，靠打工维持生计。周博贤做律师，夏森美做广告，而她做钢琴老师。一直坚持了3年。2005年她的首支单曲《姿色份子》派台，她还箍着牙套，公司不让她露面，单靠声音吸引别人。这首歌不讲爱情，讽刺香港惟外貌至上的现状没想到，真的成了。她一炮而红，年中就出了第一张专辑，《KayOne》。
人们厌倦了甜得发腻或者痛得莫名其妙的情歌，谢安琪给了他们想要的。《愁人节》把眼光投射到佳节中落寞的失业者和露宿者；《开卷快乐》痛斥香港八卦传媒；《亡命之徒》反思香港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快。为她亲手打造这些歌、和她一起选定这条路的周博贤功不可没。
直到后来她签了大唱片公司，Ban Ban Music的3人还是一致决定，音乐的主导权要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才有了后面几年的《喜帖街》留住一条利东街的故事；有了《祝英台》高唱男女平等；有了《字里行奸》再度向无良八卦媒体开火。2006年底她宣布结婚，休息几个月，生了儿子再复出，轻松平常得不像是刚刚出道两年、事业蒸蒸日上的新人。别的女歌手闪避不及的恋爱、结婚，她却张开双臂，以自然的姿态欢迎。
她的理想人生是“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家庭、梦想、事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她自信满满，“如果你这个心愿很强，别人也会愿意去帮你达成。”
2009年《喜帖街》红遍香江，她成了当之无愧的新一代天后。大红之后，各种杂事扑面而来。她的肺不好，港媒说她唱歌走音；她和陈奕迅是好朋友，港媒说他们婚外情；她努力参加公益活动，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却没多少人关注。谢安琪说，“我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她不愿意再回应那些无聊的传闻，经纪公司也抗拒一切无谓的炒作。她想默默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采访的两天前，她刚刚从四川探访地震灾区回来。一路上都是和NGO合作，没多少报道，更不会有出场费。
这样的谢安琪，比之前更接近她自己的理想状态。
人物周刊：你歌曲选择的题材和其他主流女歌手不太一样，有人说你是个很有“态度”的女歌手，你怎么看？
谢安琪：我很喜欢“态度”这个词。繁体字的态上面是“能”，下面是“心”。有态度的人是有能力又有心的。音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我们这个时代大家的喜怒哀乐都会通过音乐这样的艺术方式流传下来。我的态度就是用爱，去面对社会。
人物周刊：你的歌词中有很多都在针砭香港社会时弊，为什么会选择对社会发声，唱这些带有批判意味的歌呢？
谢安琪：我不是想用音乐作为工具来挑战谁，只是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值得重视的部分。《字里行奸》讲香港很坏的传媒风气，大家可能觉得很平常，花几块钱买本杂志，聊聊八卦，没有负担。传媒也希望读者喜欢看，所以就去捏造故事。这种行为破坏了很多社会责任。八卦杂志的人听见我的歌，想，这个谢安琪，故意来挑战我。这也没问题。我不用取悦所有人，总有些人不会接受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典型的“港女”吗？
谢安琪：很多人一听见“港女”，就觉得她们很多意见，有点凶。这好像是个标签。我心目中的港女有很多元素，郑秀文很勇敢、很时尚，走在时代尖端；杨千桦比较随性、爱笑爱哭，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我呢，很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向，很坚强，能够承担很多压力。我们3个都是“港女”，却很不同。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什么？
谢安琪：包容的心。我喜欢那句话：我可以不认同你所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很多人害怕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想法都一样，世界就不会有进步。有自由的意志和思考空间，大家才能有碰撞，只要能找到互相尊重的方式就好。
人物周刊：你很热衷参加公益活动，身为歌手，你认为自己参与这些活动的最大意义在哪里？当下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身为一个母亲，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后面对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谢安琪：在音乐里我能把美好的东西传递出去，参与公益活动也是一样，每次我都能看到，我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努力就能给别人的人生带来改变。所以无论这些活动有没有赞助，有没有传媒来报道，我都会去。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把生存看成一场竞技，考虑问题会从金钱的角度出发，对金钱非常依赖。我希望儿子长大后，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类的存在是为了经济体系。
谢安琪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谢安琪：我的性格令我很少对身边的东西不满意。现在我的工作、梦想和家庭生活都处于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我很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谢安琪：与其说我今天取得了成就，不如说是我很努力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去追求梦想，取得了一些社会和行业认可。这些认可并不是我努力的目标，只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向前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谢安琪：我父母成长的年代是香港很重要的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型为工业，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他们必须从一个安全地带(comfortzone)勇敢踏出来，去配合大时代的变化。他们一直很乐观、感恩、努力。他们教给我很多重要的东西：最好的时候也不要骄傲，最差的时候也要坚守。他们告诉我，人生有时候很努力也会失败。
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经历的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他们从不抱怨。我觉得我很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谢安琪：“不吐不快”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表达方式。大家可能对社会上的某一件事有看法，想要不吐不快，但我觉得有意见也可以用比较平和、容易沟通的方式来表达，一起去面对和解决。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谢安琪：香港乐坛有很多问题，譬如说市场很小，这些从未改变过。以前市场风气比较健康时，港乐在整个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过去的5到10年，乐坛环境都不太好，但我们还在努力挣扎，不想让乐坛变成夕阳行业。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前只有行内人才能唱歌的现状也会改变，这个年代有了更多的可能。有些东西会打击音乐工业的发展，但也有很多东西会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谢安琪：我们这一代是接轨的一代，生活很丰盈，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也有机会见识整个世界。我们比下一代更了解生活的疾苦，毕竟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父母是如何拼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试想几年前，谁能想到拿着一只手机就能看到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谢安琪：领袖应该是有容人之心，能包容不同看法的人；他自己所做的事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他是个眼光远大的人。
香港有个很有名的运动员，叫李丽珊，是香港第一个拿到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她的故事是我们香港人一起见证的一个成功。香港地方很小，体育也不出名，她代表香港出赛，被人家看低。拿到金牌时，她讲了一句话，“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这句话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谢安琪：两者都很重要。只看重责任没有自由的人，包袱一定很重，路也不好走；只看重个人自由的人，会成为其他人的麻烦。两者一定要平衡。
我自己是很平衡的。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谢安琪：大一时，学校指定我们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当时我不太明白，但现在一直反复思考书里的内容，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唱过一首歌，叫《我歌故我在》，也是受这本书的启发。
除书本和电影外，6岁起，爸爸就带我去各种地方。刚开始去发展中国家体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模式，读书后带我到内地，感受历史，中学后就带我去欧洲、澳洲、美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爸爸带我四处游览的经历。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谢安琪：幸福，每一个阶段都希望可以活在当下。最近发生了很多天灾，我去了冰岛、德国、挪威，和当地大学的科学家交流过，了解到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非常差，人类存亡几乎接近一个临界点。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担忧。
在喧哗浮躁的流行乐坛，她是绝对的异数：敢于结婚、生子，以妈妈身份勇夺香港歌后之位；她的歌曲绝非只针对爱情的哀婉小调，而是唱出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一个不攀附也不讨好的歌手，却收获了万千赞誉。
刘瑜 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
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是正义。对于个人，是尊严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刘瑜：基本满意。有不够满意之处一般也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
刘瑜：没觉得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始终觉得只是释放了自己所能并应该释放的能量的一小半，绝大部分能量被自己的懒散、焦虑、拖延消耗掉了，就像一个政府的财政大多被政府机构运行成本消耗掉了。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刘瑜：对包括父母在内的他人，我都尽量抱“同情性理解”的态度，虽然未必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刘瑜：时代又不是一个人，我对它没什么可说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瑜：这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的问题，但我确实觉得很多同龄人对世界缺乏知识上的好奇心。他们有立场、态度，也不乏同情心甚至斗志，但较少表现出求知的乐趣，以及搁置结论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
这不仅仅是个人趣味问题，一定的政治观念是和一定的知识论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宽容以知识上的谦逊为基础。一个无知但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可能还不如一个无知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前者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刘瑜：如果“领袖气质”是指“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气质，那我其实挺讨厌领袖气质的。我还是觉得理性、宽容、敬业、认真、拒绝任何形式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
非要举例的话，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郭凯、张宏杰写的东西，他们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刘瑜：每个人都尽到遵守交通规则的责任，才有每个人出行畅通的自由，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专制制度下人们缺少自由，其实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坏处就是，人人都可以过不负责任的生活因为一切都可以“怪政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刘瑜：每个阶段不一样。最近我发现自己表达观点时，十分频繁地引用RonaldInglehart的《现代化，文化变化和民主》一书。电影方面，《The Road》是我一年多前看的，当时不觉得那么好，但后来始终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大约因为它提醒了我文明的脆弱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刘瑜：对于一个国家，是正义。没有正义基础的和谐、幸福、稳定、发展都只是“统治术”而已。对于个人，是尊严，每个人都应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头只追求吃好睡好的猪，吃鲍鱼开宝马挎LV的猪它也还是猪。
人物周刊：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刘瑜：由于缺乏沟通渠道，这个国家逐渐从价值观念上分裂为两个板块，各自极端化，最后矛盾只能以动荡、战乱的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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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玉 人生的冰壶尚未进垒
自2003年组队到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这支队伍用了6年时间。其实，国内的专业冰壶馆只有3个，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数，不过百余人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哈尔滨
王冰玉喜欢听大理石质地的冰壶滑过冰面的声音，轻微而美妙。线路或长或短，弧线或大或小，速度或快或慢。最刺激王冰玉的莫过于冰壶直刺大本营、打掉对手时的撞击声，清脆利落。
冰壶听话。在2009年的韩国江陵，王冰玉在四垒推出的壶，打了一个漂亮的“双飞”。中国女子冰壶队击败了都灵冬奥会冠军瑞典队，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
冰壶不听话。2010年2月25日，温哥华冬奥会，首局的四垒，冰壶未能理想占道。随后中国队打得急躁，4比9不敌瑞典队，无缘决赛。最终获得铜牌。
自2003年组队到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这支队伍用了6年时间。中国观众似乎一夜之间知道了这项运动。人们不知道赛道长短、不清楚比赛规则，但对冰壶运动的美誉、对4个姑娘的称赞，随之而来。
其实，国内的专业冰壶馆只有3个，从事这项运动的，不过百余人。
新科冠军就像一剂强心剂，扎在国家体育总局身上，让这个冷门项目有了继续生存的理由，也让中国观众看到了智慧与果敢中国人在冰上不仅可以像王濛一样快，像申雪、赵宏博一样美。
温哥华冬奥会，人们看不到4个年轻姑娘的笑脸她们只想快点结束比赛，离开不懂情感的冰道、大理石和训练生活，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2011世界冰壶世锦赛，王冰玉和队友再次获得铜牌。这次，媒体理性，观众淡定，4个姑娘更是从容地总结了比赛得失，互道珍重，开始了一段暂离冰场的生活周妍、岳清爽、柳荫去美国读书，王冰玉回到家乡哈尔滨休息调整。
在哈尔滨，王冰玉向本刊讲述了她26岁的人生和感悟。
哈尔滨
2010年4月21日，哈尔滨道外八区冰球馆，全国冰壶冠军赛。这是女子冰壶队拿到世界冠军后的第一场比赛，不设门票。摄氏零度左右的场馆里，只稀稀拉拉坐了三十多个观众，几乎全是队员的家属。
我妈以前拍过连续剧，在85版《雪山飞狐》里还有一个角色。但我特别不好意思跟同学说，因为是反面角色。我爸以前是冰球运动员，是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后来在哈尔滨体育运动学校做教练。我在学习上没挨过打，倒是因为倔嘴、不听话、没礼貌挨揍。我爸当教练的那个手，一下子就够我受半天。
后来，爸妈离婚，但对我都爱得用心。可能他们觉得离婚后，没办法给我一个完整的家，便努力地想办法弥补。
我有段时间挺叛逆。一次，留了张纸条，离家出走。没多久就开始乱想：爸有心脏病，回家看到这张纸条会不会气犯病？满脑子都是这些，急得不行，回家一看，纸条还在那里，下楼时正碰上他回来。他问：“干嘛去？”我说：“没事，转转！”“回来吃饭吗？”“回！”
初中谈恋爱，被老师知道了，告诉我妈。她哭得稀里哗啦，把我都哭懵了：我犯了什么错，怎么哭成这样了，不就是上课传传纸条什么的？那时候我正写“小说”，就是有点爱情、有点科幻、有点复仇之类的东西。我妈说：“你这都写的什么呀！”到我爸那里，他和我站在马路边上，站了很久，就说了一句：“我姑娘什么时候长大了。”这话说得我心酸，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
第一次滑冰，我爸让我推着椅子滑，一天就学会了，但我不太敢滑，家里人也没太想让我往这方面发展。初中快毕业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中专学校招收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广告，觉得特别好。拉上奶奶一起去。奶奶不给报名费，因为她不想让我去那么偏远的地方，但我自己有攒下的零花钱。
当时念的是格林斯潘的一篇文章，挺自信。念完两段后，考官说，你回去配一副隐形眼镜吧。看来有戏。复试是试镜，一个月后听消息。家里人都极力反对，姑妈跟我说：“如果你真想当播音主持，那就努力学习考进北广。”
从那之后，我觉得家里把我梦想的小火苗浇灭了。
后来练冰壶，突然想打好它。刚开始很难找平衡，滑出去的时候，右腿膝盖经常跪在冰面上，整个磕青。给姑妈看，可骄傲了：看我练得多刻苦。姑妈心疼我，还是希望我读书，以后当个老师。我爸担心他不在我身边，我还会冒出些什么鬼主意，另外他也很看好冰壶运动，就坚持带我到他所在的学校学习、训练。
哈尔滨体育运动学校也是中专，上课时，基本上只有我认真听讲、抄板书。教文化课的老师说，我爸把自己姑娘送这来，是“没正事，不管孩子”。现在他们都改口了。
天天半夜起来上冰训练，到最后哈尔滨成立专业队、进国家队，直到拿到成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2009年冰壶世锦赛那次夺冠，我爸在家看比赛，激动得直哭。他在国家队才打进冰球比赛B组，感觉我帮他圆了冰上世界冠军梦。
那次播音主持专业的面试过去两个多月，我打电话过去，老师在那边急了：你也太不拿自己的事当回事了，你被录取了，下星期一就来报到。
其实，知道录取就好了。
加拿大
在加拿大，王冰玉和队友了解了一项运动在一个国家的群众基础。加拿大人口3200多万，其中150多万人会打冰壶，全国有1200多家冰壶俱乐部。用领队李东岩的话说，“在加拿大开车，每半小时就能经过一个冰壶馆”。
执教中国队参加冬奥会的加拿大人丹尼尔·拉斐尔说：“中国队员每天都在练习冰壶，而在加拿大，绝大多数冰壶运动员都是白天工作一整天，晚上和周末训练。”
2004年我第一次随队去加拿大训练，跟当地的业余选手比赛。她们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站在那不敢扫冰，投球时跪不住。就那样我们都赢不了。
在国内时天天测试。赢了国内一个选拔赛，积累了一定的信心，但到国外，发现连老太太们都打不过，又感觉不行了。那个时候国家冰壶队刚成立，没有成绩，国家不会多花这份钱。当时告诉我们：今年拿不下来，整个冰壶队就要取消。
2005年我们在泛太平洋地区冰壶锦标赛获得了第二名，第一次进入世锦赛。那时如果真打不出来，就不干了，领导、教练、队员都是这样。本来就是冷门项目，没有经验，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奥运会前的备战，我们从来没经历过。温哥华奥运会前我们刚拿到一个世锦赛冠军，大家开始看我们，觉得拿了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应该没问题。我们没变，但领导、教练，包括媒体，都跟以往不一样了，一下子非常紧绷。
我们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一个小镇租了房子，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现在我都觉得在那里的训练是个痛点。那时，教练和领导各有想法，但真正承受的是我们运动员。
每个人的电脑都上交，只在给我们写每站比赛总结的时候发下来。刚住进去的时候，学习蔡振华局长讲话，学了3遍。每人念一段，念完之后总结感想。
埃德蒙顿的冬天特别冷，24小时没有温差，从早到晚都是零下30度。我们屋的暖气坏了，窗户漏风，最后把窗全粘上，永远不拉开了。床边都冻冰，床单和墙冻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我们偶尔还打打扑克，后来连扑克也不让打了，大家就坐那发呆。教练跟我们算：一个月的时间，天天两个小时上冰，4个人练，每个人只能投几十个球。两个小时平均分配，每人半小时……最后连减带除的，我们每个人只有18个小时的训练时间。
那段期间满脑子就一个概念，早上出早操，上午上冰，下午上冰，晚上陆地训练。9点钟回来睡觉，第二天再练。一天光在路上就要走两个小时。
那一年的瑞士站比赛，我们连输3场，直接出局。领队、教练非常生气。领导找我们谈话，说我们当时在加拿大的训练，叫控制欲望训练，就是你想干什么偏不让干什么。我觉得理想境界是好的，希望我们无欲则刚，但后来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呆呆的、直直的你说现在吃饭就吃饭吧，你说训练就训练吧，你说练什么就练什么吧，我们完全没有想法。
练傻了，比赛都没有欲望了。我们4个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改变一些东西。领导希望这种训练是好的，但对我们起反作用了，因为比赛的人是我们。
冬奥会期间，一个主管夏季项目的领导见到我们4个人就说：昨天比赛打得不错，你们一定要向王冰玉多学习，昨天跟领导说了，咱们队伍就应该多几个像王冰玉这样的队员。我当时汗都快出来了你永远不可能说一个排球队全是赵蕊蕊，一个篮球队全是姚明，那不可能。你累死他，让他自己去打，没有人传球给他，没有人掩护他，没有人保护他。一听就是不懂项目。如果我是其他3个队员，都会往心里去：我努力你看不到吗，我在做的你看不到吗，我们一个集体项目，为什么你眼里只有她？
输给俄罗斯队之后，外教非常生气，之后有媒体说我们“内讧”。半决赛输了，第二天马上面临铜牌争夺战，我那天哭了一下午，从来没哭得那么夸张。教练问我：明天比赛能不能打？如果说我能打，怕他们会觉得是跟自己较劲。他们给我30分钟时间考虑。
回去之后，我跟她们几个商量。周妍说，你能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就不是跟自己较劲。小爽说，你明天肯定能打好，回去睡觉吧。
我告诉教练，明天比赛我打，3个队友支持我，也信任我。教练丹尼尔、谭伟东，还有领队李东岩说：这个答案，你让我们多等了30分钟。
美国
从埃德蒙顿的备战到征战温哥华，女子冰壶队对金牌的渴望最终换来一枚铜牌，从世界锦标赛冠军退回到第七名，4个姑娘的心情一落千丈。奥运会后，王冰玉要求去北京体育大学读书，后前往美国进修，异乡的一切带给她的新奇感快速化解了她的抑郁。
我们4个人后来聚到一起，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最近脾气好点了吗”？
周妍一次生病，想喝粥，但没有卖了，她老公买了煎饼果子，里面搁了点辣椒，她说“你想辣死我”。那你吃点米饭吧，她又说“你想噎死我”。周妍在家擦地，洗抹布时肩膀撞到门框上，抄起抹布好一顿抽那扇门。
柳荫那段期间在家收拾房子，打算结婚，一块板子怎么也整不利落，干脆整个墙板都拆了。和老公两句没谈拢，就把车窗摇下来了，要跳车。柳荫看不惯老公走路不抬脚，说“带回家都是灰”，后来她老公在家走路高抬腿。过了差不多5个月，两个人的状况才稍微缓和一点。
2011年1月1日我是一个人过的，在西雅图看烟火。从练冰壶起，一步一步走过来，曾经我所有的梦想都在2010年，那么重要的一年，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突然发现，其实所有的东西只是我们觉得它很重要，给它加上了很多绚烂的东西。
在美国，我一周训练3次，加入当地的俱乐部比赛。朋友给我报了两个男队一个女队。天天7点起床，上英文课，中午是舞蹈课，下了课只能买点东西在走廊吃，就要等下午的课，或者在篮球馆睡三四十分钟。但生活过得特充实。
周一、三、四打比赛，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挤着时间参加训练，所以在冰上的两个小时，非常认真。以前在国家队，上午练完了还有下午，天天练不完，天天算着礼拜几。到美国之后，就这两个小时，还有一堆作业没写，所以比赛时，不好好打都对不起自己。
队友都一样，不论业余还是专业，对待比赛都一样认真，没有人在乎你是中国国家队的。只要我喊“擦”，他们有多少劲，就使多少劲。我被他们感动，也觉得很惭愧，他们才是真正喜爱冰壶。
我在麦迪逊，到训练馆开车要一个小时，有几个女生从密尔沃基开车过来，要两个小时，还有一个要从芝加哥过来的，开3个小时车。两个小时打完之后，赢的队伍给输的队伍买啤酒，大家坐下来聊天，一聊一个小时，这些人再开两三个小时的车回家。她们中有消防局的、有家庭主妇，每到周一把孩子放家里就来了。
奥运会的时候，看一本书，知道一句话“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练冰壶，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因为享受比赛的过程。怎么突然加了那么多东西？很多外界的东西让你不知道自己当初出发的原因了。
经历过2009年世锦赛冠军、2010年世锦赛第7之后，我发现永远不要因为身边的人说你不行，就觉得自己真不行，也永远不要因为外界告诉你真好，就忘了自己是什么位置。
2009年世锦赛夺冠回来之后，在北京待了3天，接受各种采访。等2010年世锦赛拿完第7之后，不再有人认识你，不再有任何人想要挖你这次怎么打得不好。没有人管你，你打第几跟他没关系。突然发现，真的不要受外界影响。自己开心，或者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中国运动员，知道现在应该训练、应该休息、应该看书、应该再跑一圈、再加练10公斤。但能做到这些的，是少部分运动员。运动员都有惰性，所以领导和教练会制订训练计划，换个角度想，也可以理解。我们这批冰壶运动员接触体育应该是在15、16岁，其他项目起步更早，可能四五岁就进专业队，接着进国家队。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要为国争光，那个思维已经确定，那种力量是无限的、是精神支柱。李娜，我很羡慕作为运动员，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真的很难得。
像我爸那批运动员，在国家队，国家管吃住行，他转业后去了日本半工半学，自己找住的地方，打工养活自己。国家队那种集体生活让他有了一种惰性，但精神上的东西真是不可限量。乒乓球训练馆里写着“此时不搏何时搏”，你个人可以放弃，但是国人不让你放弃。你身上代表的永远不是你自己，代表的是国家。
无论在哪儿，王冰玉的坐标还会在44.5米长的冰壶赛道上，她不希望这项运动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
王冰玉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王冰玉：满意。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王冰玉：做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不患得患失，坚持你所坚持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王冰玉：他们很不容易，所以我更要理解他们并且珍惜现在拥有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王冰玉：房价还敢再高点吗？！
人物周刊：你对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王冰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比如冰壶场地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缺，这不仅局限了冰壶在国内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运动员的训练条件。
人物周刊：你觉得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冰玉：被现在繁华的物质生活搞得很累，需要宗教信仰，甘愿为了梦想放弃很多东西，但行动起来又很难。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王冰玉：除了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以外，主要是思想和精神上的高度吧，并且应该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我自己还差很多。我更多要求自己做个有理想有抱负敢担当的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王冰玉：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必须肩负的责任，对家庭、对工作、对社会。个人自由也很重要，不过我觉得可以在肩负责任的同时，把“自由”换成个人的精神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王冰玉：《阿甘正传》。反复看过很多次，每次看都有收获，阿甘的认真、执着深深地感染了我。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冰玉：幸福是相对的，与很多人相比我觉得我很幸福。最大的担忧是冰壶在国内的发展，因为真的爱它，希望冰壶可以在国内普及，而不是昙花一现。
她让越来越多的国人，知道了这项温雅干净的运动，用镜片后面专注的眼睛，和那双推动冰壶的细腻的手。
王全安 失去什么都别失去平静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王全安：还行。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王全安：乐在其中就好。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王全安：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别人，包括我们的父母。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王全安：我们尚不具备用语言精确形容自己的能力。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王全安：钱越来越多，乐趣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你觉得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全安：天真可爱。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王全安：我们的现状是领袖太多，凡人太少。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王全安：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责任和自由往往成正比。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王全安：我已经很久不大看书了，电影也是。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全安：幸福。失去什么都别失去平静！
更多的人在王全安的婚事中记住了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低调地拍了 5部电影，且把它们悉数送上了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在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转型期，我们需要更多"王全安式"的导演，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发出独立、有价值的声音。
郑国谷 把虚拟世界搬到现实中
“愁眉苦脸地做还不如不做，我们要欢天喜地地做，带给人家快乐嘛，多好，而且自己又放松，艺术是让自己和别人放松的事情。你有一个真理，让别人看懂了，有光明在前面，就会很放松。本来有个灯，但是你都灭了，让大家都到黑暗里面，那怎么办呢？”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广东阳江
半年前，郑国谷决定戒酒。对于这位喝酒10年、每夜喝得醉醺醺的艺术家来说，坐着看别人喝，看别人醉，是多么难熬的一件事情。以前，他不停地喝酒，昼夜不分，一轮又一轮地打桩(给一桌子人敬酒)。因为醉酒，他的一瓣脚趾甲被掀掉，后脑勺还摔烂过。
在这个无酒不欢的海边小城阳江，郑国谷混迹于各色人等之间，没有人觉得他是艺术家。不喝酒的郑国谷，静静地埋着头大口吃菜。席间，突然有人问，“国谷，给我们说说你的艺术吧。”
这句话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在洋酒和金表闪烁的酒桌上。接着又是一轮打桩。
郑国谷给众人讲了一个段子，说的是70年代，阳江有个木材厂老板，每次喝醉后总爱乱签一堆订单。最后这个老板撂下一句话：酒后签单无效。
喝得最凶的那几年，郑国谷也做过类似的事。他拿着自己画好的图纸让工人去建，建好后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喊来工人拆掉。拆完后又头痛了，哎呀，怎么拆了！工人说，明明是你让我们拆的！
更多时候，他是不需要图纸的。他手下的工人，后来都沾染了那么一点艺术习气当他们再给别人建房子的时候，发现怎么都建不直了，因为郑国谷的东西总是歪歪斜斜的。
戒酒是为了去除杂质。站在大型作品“帝国时代的风景”现场，郑国谷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浑身荷尔蒙的追风少年了。他指着荷塘对岸、背山朝西的一座建筑得意地说，“如果这里是一个西瓜，那我已经找到了最甜的地方。”那个位置他专门找风水师来看过。
“帝国时代”是郑国谷迄今为止耗费心力和财力最多的观念作品，他要把游戏中的虚拟世界搬到阳江来。
“我也渐渐觉得魔幻了。”他说。
他还在工作室顶楼的露台上养了一池锦鲤，有人说那些色彩斑斓的锦鲤是他“帝国”里的王妃。郑国谷一边往池里投鱼食，一边像在自言自语，“整个池塘就像个画廊，这些锦鲤就是画廊里的艺术家，总有红的和不红的，争抢鱼食也总有吃得饱的和抢不到的。”
“那你就是画廊老板了？”
“我不是画廊老板，我是旁边欣赏的人。”
2006年，郑国谷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大奖。该奖项旨在鼓励真实反映中国，记录或表现对中国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艺术创作。
郑国谷至今仍扎根在阳江这个边缘小城。从他的露台放眼望去，是一整片灰蒙蒙的老式商品房，惟有他的顶楼，像一方戏台的布景，生机勃勃。
阳江青年
1980年代，从距离阳江110海里外的香港吹来的港台文化风，催生出内地最早一批时髦青年。黑胶唱片、双卡录音机、手表、子弹头皮带，“当时要是有一双‘多挪’跑鞋，都是很时髦的事情”。
在那个每家每户只有一台收音机的年代，港台流行歌曲从跑船人走私回来的录音机里飘出，“我跟着我妈妈听，一听就觉得很好听。以前都是听广播电台，突然就有了这种声音，觉得生活一下子打开了。”
因为靠近香港，总比内地走先一步，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阳江青年，模仿的都是港台录像带里的古惑仔形象，新鲜、时髦、痞气十足。“头发染成银的或者黄的，根本就不像个人。父母就很担心，‘哇，你怎么把头发搞成那个样子，怎么穿得像个飞仔一样！"
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拉帮结派，游荡在这个受着消费文化冲击的边缘小城。体内过剩的荷尔蒙冲动转化成了街头巷尾的打打杀杀。
“看到一个美女，怎么追求，要想办法，你有很多竞争者嘛，连送花都要想好送什么花。
“怎么打架也需要创造力，要考虑是不是把刀磨钝一点，砍肿就可以了，不要伤到他。”
郑国谷旁观过太多阳江青年的生活，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们知道我是学美术的，每次都会叫我一起玩，打架的时候就叫我回去，说‘你不是干这行的’。里面有个叫阿忠的，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就跟我说，‘过一段日子，我想跟你学画画，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
在郑国谷2004年的个展《我家是你的博物馆》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阳江，一个海边小城，一个年轻的暴力中心，或者说，一个受暴力漩涡波及的陆地边缘，依然有恐惧和欢乐，职业和对抗，家庭的乐趣和琐碎的装修思想，那里有游戏，也有真实的微笑年岁越长，笑得越真。”
那段充斥着物质和欲望的青春期被郑国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做成了他最为人熟知的观念作品《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他用一台傻瓜相机拍下这些阳江青年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常态。
从此，“阳江青年”成为郑国谷身上一枚撕不下的标签，仿佛他再没有从浪漫的青春期里出来。很多年后，连他自己也感叹，怎么都超越不了“阳江青年”。
“在艺术的范畴里，怎样让人记住你是很重要的。比如《我的新娘》(郑国谷与一位少女完成了一组假想的婚纱照)。那时他们说，全世界都有结婚照，就你这张被认可了。因为我这个是假设的。那时我刚好要找我的新娘，真的想结婚，前提是先假设一下，我的假设放到社会里边是怎样的，于是就有了假设的新娘和假设的行动，没有人拿婚姻当儿戏，当艺术嘛。那是1995年的作品，连理论家都说：这个是艺术吗？没有作品性啊。”
中国当代艺术大奖评审团给他的评语是：“郑国谷的意愿是将艺术的表达推到极致，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社会和传统的转变……”
“帝国时代的风景”
2000年，郑国谷在阳江郊外买下了5000平米的土地，开始制作宏大的实验作品《帝国时代的风景》，灵感源自他玩过的一款游戏“帝国时代”。在这款游戏里，玩家通过不断建造新的建筑来强大自己的文明。
郑国谷把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构想搬到了现实中。5年时间，他渐渐将土地扩大到4万平米，砌起了围墙，挖凿了荷塘，建起了几座犹如镂空花瓶的巨型高塔。
上个世纪90年代，整个阳江还在热火朝天地搞装修时，钞票都在天上飞，改行做室内设计马上就能赚钱，换来的却是甲方乙方之间的撕扯。“我们要做建筑的革命，哪里都做不了，只有这里才能做。”
在由复杂的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帝国时代里”，挖河造山、植树造房都是一种实验：从花都移植来松树，在挖出的水塘里放入锦鲤鱼苗、栽种荷叶，从工地上花1万块钱运回一方废弃的巨石。
最复杂微妙的还是土地。“一两百户人的自留地，突然有一个人，他拥有这块地方的中间位置。他来找你的目的是要涨价，他一要高价大家都要高价。”
“以前是向外扩张，越活越向内收缩。建筑有空间的尺度，这很难把握。我的建筑总搞得做力学的人很头痛。”好在郑国谷有一个学力学的朋友，既是同学也是包工头，由他来跟工人沟通那些奇形怪状的想法。“我应该是一个实验员吧，这是一个建筑的实验，艺术的实验。”
午后，“帝国时代”里安静异常。借给某社团举办仪式的室内摆满了上千盏金光闪闪的灯，晃得人睁不开眼。另一间散落着几个装置的巨型loft内，几个刚吃完午饭的工人围在一块千年水淹木旁发呆，还有一个工人顶着圆鼓鼓的肚皮直接躺在一尊雕塑上睡着了。
“我也觉得越来越魔幻了。”郑国谷轻声重复着这句话。
人物周刊：你的东西挺欢乐。
郑国谷：对啊。愁眉苦脸地做还不如不做，我们要欢天喜地地做，带给人家快乐嘛，多好，而且自己又放松，艺术是让自己和别人放松的事情。你有一个真理，让别人看懂了，有光明在前面，就会很放松。本来有个灯，但是你都灭了，让大家都到黑暗里面，那怎么办呢？
人物周刊：“帝国时代”这个作品要持续多久？
郑国谷：现在还在继续，也没有设计到什么时候完成，没有目标，只有过程，哪一天觉得没兴趣了，就结束了。如果心不在这里了，那就要投入到下一个目标里。
人物周刊：这件作品投资很大，别人怎么看你这样往艺术里面投钱？
郑国谷：当然不能接受。我爸爸说，啊呀，你干嘛乱做那种东西？我说我是做艺术的，从艺术那里得来的钱应该回到艺术里。这是个银行，我是行长，我是“帝国银行”的行长，我的钱都扔到里面去了，我拿不出来，但是长出的是房子，好在这个钱没有塞在我脑子里。我是世界上惟一这样的行长，没人存钱在这里，只能把自己的钱都存在这里，成了永远拿不出来的定期。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从青春期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郑国谷：以前很浪漫，现在怎么找不到浪漫了？是不是青春期已经过了？“新娘”啊，“阳江青年”啊，这些都很浪漫啊，很刺激。追求新娘肯定很浪漫啦，也有很多神秘性。现在我做的，跟浪漫没什么关系了。身体变化到了现在，自然已经过了浪漫期。
人物周刊：你会怀念以前的日子吗？
郑国谷：不会啊，这个是没办法保留的，这肯定是一种无常吧。浪漫也不是常态，它只是生命中的一个时刻，我很享受那个时刻，还把它做成了作品。
人物周刊：你的艺术方向很清晰吗？
郑国谷：朦朦胧胧的，想这样做，又说不清楚，每做一个事，大家都觉得很搞笑，他们笑得都捂着肚子：怎么会这么奇怪！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在正常人看来的确是很好笑的，就像看我的老师(1993年，郑国谷在阳江街头认识的一个半疯癫的流浪汉)一样，全世界的人都在笑他，但是他有我们常人没有的一面。他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世界就不存在了。他表演给我们看，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状态。
郑国谷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郑国谷：满意也不满意。走了这么多年，猛一回头，尽管步履蹒跚，但还是走过来了，我就觉得满意。不满意的是前景并不明朗，还有很多未知的结果等待着我们。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
郑国谷：得无所得。得到一个东西并没有实质意义，它只是精神享受。别人从作品里看到了意义，而不是一个东西。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郑国谷：他们的年代有一腔热情，每天都在听国家的号召，我妈妈可以每天走几十里的路去修闸陂的大堤，义务劳动，但是他们很快乐，那是比较纯洁的时代。到我们这里就完全不一样，找不到那个时代的影子了。我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郑国谷：没有。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郑国谷：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不上不下，刚好在中间。上一代有父母，所有的权力都在父辈那里，你只能做一些有创造力但让父母担忧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郑国谷：人人都有这种气质，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而已。想不出来。
人物周刊：责任和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郑国谷：自由。因为我有责任要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郑国谷：《金刚经》。
人物周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郑国谷：重要的我还没找到。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我认为想象力很重要，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人想象出来的。没有想象，就没有社会现在的面貌。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郑国谷：我们阳江拿了幸福城市的称号。幸福是什么？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幸福是什么吗？
最大的担忧是核泄漏。
他精准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及精神气质，以多媒介的艺术实践，在现实之外创造出另一个平行的现实，使艺术成为进入现实的方式。
邹胜龙：下载出的创业家
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很多机遇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邹胜龙：迅雷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下载等领域甚至可以达到世界领先的地步。但我依然觉得迅雷有能力、也有理由做得比今天更好。今天的迅雷，已不仅仅是一个下载软件或一个高清影视播放平台，我们已打造了中国最大数字内容线上发行平台。我希望未来，迅雷在技术、服务、内容方面，能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行平台相媲美。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邹胜龙：首先，选择是舍与得的智慧，除了物质上的收获，失去的也会让人得到经验和智慧，只要你懂得反思。
其次，努力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是方向正确的努力一定会有所收获。第三，无论从事哪一行，都会遇到很多的竞争对手，做不一样的那一个才有可能成功。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邹胜龙：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父母成长的年代，给了他们那代人特有的经历和信仰。尽管在经历、看法上会有所不同，但我们依然能够互相理解。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邹胜龙：通胀太快，年轻人就业的快乐指数在降低！让社会一起来关心年轻一代的幸福和成长！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邹胜龙：我相信，数字发行领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迅雷技术、品牌、客户端等方面已经有了很深的积累。这些积累不是竞争对手短期内能够达到的，只要市场有需求，迅雷就有信心为网友提供更好的服务。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邹胜龙：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很多机遇，但是机遇让人充实，却也会让人迷茫。把握好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至关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邹胜龙：勇敢、智慧、有责任心。我个人比较喜欢乔布斯。很多人，包括我和合伙人程浩、UCWEB的俞永福、多玩网络的李学凌、凤凰网的刘爽等。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邹胜龙：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军人、医生，特定场合下必须以责任为第一要务。对我个人来说，迅雷是中国的数字内容发行平台，我的责任要更重一些。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邹胜龙：《美丽心灵》，根据经济学家纳什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一个人在80岁时凭自己20岁的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更是一种信念和勇气。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何不安？ 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邹胜龙：我算是幸运的人。如果幸福这个词更贴合安逸、健康等，我觉得离它还有些距离；如果幸福是指社会责任、事业等的自我实现，我算是幸福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最大的担忧是远虑不够。
(
汪涵 最摩登的古代人
这个有着过亿观众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在名利场里翻滚、尽尝人间烟火的背后，却是“不合时宜”的清高、疏离与自在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湖南长沙
“要懂得享受孤独。”
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初夏下午，也许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板一眼地说出这句话。
这是长沙市中心一家书屋中，楼高24层，俯瞰湘江，视野极好，装点得古色古香，一摞一摞厚厚的中华书局的书大多堆在桌上。他穿着人字拖，脚伸得直直的，手里轻摇着一把素白的折扇，不时抿一口助手端来的茶，神情里有轻松、自在和一点点淡漠。和电视上那个妙语连珠、包袱不断的他，不大一样。
他是汪涵，有上亿人在电视上看过他那张眉目分明的脸。眉毛深黑，嘴唇轮廓极鲜明，说起话来语速快而流畅，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下，挡不住眼角锐利狡黠的光芒。21世纪的前10年里，他主持过相亲、选秀、脱口秀和各类大型晚会，目睹过李宇春的横空出世，操持过超女快男、《天天向上》等节目，身边的搭档走马灯似地流转。
他得益于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在湖南广电这个平台上，凭借天赋、努力和机遇，一路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悉心呵护着自己的羽毛。37岁的他，已婚，太太是圈内人，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和缺点是同一个：打麻将。他的口碑好到所有同事提起他只有交口称赞，多年的老搭档马可说，“我真想不起来他有什么缺点，这么多年，我光顾着学习他的优点了。”《越策越开心》执行制片人王知艺想了半天，也只能想出爱打牌这一个缺点。
在长沙，他的地位近乎于城市名片。湖南经视播出的《越策越开心》在本土更受欢迎，人们叫他“策神”(策是能侃能聊的意思)，人人都知道他，都能说出一两件他的轶事。他是广告代言人、献血义务推广者，是报刊亭和公交车广告牌流动的风景，他自己都说，“有一天我再不济，湖南有6800万人，我就挨家挨户地敲门，说大哥我是汪涵，我混成这样了，你让我吃顿饭吧，就这样我都肯定饿不死。”
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所有这些来自何处。他说，“主持人的工作本身就占了先机，其他人的工作都在幕后，惟一在前面的就是我。稍微用点劲，运气稍微好一点，就上去了。”
但他谨慎地，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地，和舞台上的、别人认知的那个汪涵保持着距离。几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和舞台上的汪涵挺熟的。”这次再问他，他坦率地承认，“我是老油条，我尽量真诚地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平时的汪涵和舞台上的汪涵，“一定不是同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具，见领导的时候、见太太的时候、见朋友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真实的自己，真不好说。”
他在节目现场对所有人笑脸相迎，对太太轻声细语，对朋友热情豪爽。采访中，妻子杨乐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看了眼手机，说“太太的电话绝对不能不接”，然后转身，半躺在大大的飘窗上，声音温柔得像浸满了蜜糖，“老婆”两个字的音调被不自觉地拖得很长。
这个下午，当他不再是所有人口中那个“大哥”时，他把腿翘起来，扇子放在桌面上，说自己抗拒电脑、抗拒微博很多人用这些东西和看他的节目一样，“本身是在填补内心的寂寞，因为他们不懂得享受孤独。寂寞是心里空虚到一片落叶掉到肩上，你都会无病呻吟。寂寞是心里空虚到一只小狗对你眨着眼睛，你都会觉得好感动啊！孤独是内心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跟你交流，你可以跟天地精神独往来。孤独是内心已经充盈了幸福，他不需要别人来扶他一把。”然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结道，“要享受孤独。”
“大哥”令狐冲
很多年前，汪涵用令狐冲自况。这句话怎么听，怎么透着股自夸的意味。令狐冲有两大特点：天资高，一学就会；运气好，一到后山就碰到了风清扬。
他现在也还是喜欢自比令狐冲，也觉得自己有才华，运气好。而且，令狐冲学了九招，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汪涵说，“你来什么我化什么，招数就该越简单越好。几刀就足够我们应付这个世界了，只要实实在在地用到位，用到力度上。”
从管盒饭的小弟到台前主持人，他没用多长时间，24岁就在湖南经视有了自己的节目。而且，几档节目都红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他还没多少名气，但“走在长沙大街上，谁都认识了”。
29岁那年，他出了本书，叫《三十岁的汪涵仅此而已》。现在回想，他也承认，这个“仅此而已”还是带着点不甘。
真正让他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线主持人，要拜湖南卫视的几档选秀节目所赐。2005-2007年，选秀节目红红火火，他也随之水涨船高。那时他的固定搭档一般是何炅，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副咖。“何老师是个特别认真的人，记性又好，就一勤劳的小蜜蜂。我们俩平常都相互称对方为老东西，他这个老家伙吧，面面俱到。和他一起在台上，我特别幸福，看到一个缝隙，唰地一下就能扔出个包袱。比如说蔡依林有首歌叫《特务J》，何老师掌握着大局，我就能琢磨个小包袱，叫它特务勾吧。果然第二天，大家就都觉得这个挺逗的。”
在那之后，他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做副咖变成了带副咖。《天天向上》火得一塌糊涂，他“拖着一群小屁孩，自己都替自己累”，“总得想着今儿个，欧弟说了这么多，田原后面该怎么接，得做平衡”。节目里再出现全场痛哭的时候，他不能再像和何老师搭档时一样放松，得绷着把场面圆过去。下了节目，导演给他发了条信息，“我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得出话。”汪涵回复他，“我是一个主持人，我的工作要求我在台上要观察所有的情况，我不能痛哭出声。”
他在大哥的位子上，注意和一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保持清醒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刀都在最好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了自我，你就和观众一样了。”
“没办法，我是大哥呀”。他这么作结。
去年他再出书，名叫《有味》。描写的对象从自己变成了别人，寻访湖南、北京等地的“现代隐士”。“《有味》序言中我摘引了米沃什的诗，就是那首《礼物》。里面说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也不会令我觉得羞愧。其实这也是仅此而已。”他和8年前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现在，在他的节目组里，从监制、道具、灯光、搭档到来捧场的粉丝和观众，个个都叫他大哥。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这个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马可说，从《越策越开心》那时起，他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大哥。
这个大哥，意味着地位，也意味着责任。得镇得住场，发得出光。
一档有快女参加的节目中途，他坐在椅子上等，后座粉丝团叽叽喳喳讨论哪里的臭豆腐好吃。他转过头去，和她们一起讨论。“汪涵就是这样的，特别平易近人，一点不大牌。”一个快女粉丝团长说。在快女比赛的时候，汪涵一直都是对她们最好的工作人员之一。王知艺也说，“他会帮别人背东西，会和舞美的师傅聊天，我们都觉得他比我们还没架子。”想了想他又说，“他有时候对人好得都让我们觉得腻了。”
和他合作了十几年的湖南经视频道总监周雄说，“节目录制时间如果定在8点开始，汪涵永远会在7点50甚至7点40就到现场，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等他。”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因为录制时间太长，另一个主持人发脾气，去和导演说，“把我的部分先录掉。”这个时候，是汪涵站出来说话。他说，“我也在这儿，我都等了十几年了，你不能等么？人家导演又不是没有工作，主持人就应该配合其他人。”
马可说，有一次在台下，见到汪涵正流着鼻血，精神状态极度萎靡，但一到上场的时候，他飞快地擦掉鼻血，上了台，“就跟充了电似的”。
他是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主持人，如果一定要让他做自己不满意的节目，采访不满意的人，他也会有情绪。“比如释道心，”他兴奋起来，“他上我的节目，我就把他整得差点还俗。这什么人啊。”
这次采访的前一天，他正在录湖南卫视的新节目《非常靠谱》。这一集要做“中华姓氏”，录到一半时，导演要他加一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这首诗我们很容易想到谢家的没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短片……”他一下就急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这首诗和谢家没落压根没关系。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念出来感觉特别二，都接近我的认知底线了。我就坚持不念，当时就僵在那儿了。”
所有人都在旁边劝他，别纠结了，就一句话，念就念呗。
这个时候，“大哥”的身份就要求汪涵，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内心那个知识分子冲动，戴上面具，一字一句地按导演要求念出来。他说，“拿人钱财要与人消灾，这是我的工作。”
更多时候，他希望能够规避这些低级错误，也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够承担多一些的社会担当。陈子善送了他一本书，上面写着，“电视人和教书先生应该是一样的，汪涵先生以为如何？”他满心认同。他借用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电视也应该是这样的。”
他在琢磨，综艺节目主持人，到底应该综什么艺。“综的是模仿Michael Jackson、模仿各地方言、掌握什么乐器，还是别的？”
这么多年后，他的答案是，要综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综的是诗一样的语言，书一样的曲折和悬念，礼一样的节制，乐一样的律动，易一样的变化和春秋一样的分明。所以我的主持会有一些距离感。这是礼的距离，我希望有礼，执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希望达到一种温和的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在节目中，他很少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这样的套话，他觉得这是失礼。“语言应该简短、优美，我希望我的节目像春秋一样分明、磅礴，所以你看到我会有所谓的态度，我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
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做到了多少？也许没多少观众能体会到他的用心。大家每周五打开电视，就希望看他抖点包袱，图一乐。但这和他的坚持无关。
采访中途，汪涵站在书屋大大的窗前，指着湘江沿岸那些著名的老宅子和公馆。“统共有594处这样的宅子、公馆，我都做了表格，报到湖南省政协去了。我还把那些领导叫到我家，好茶招待上，然后就给他们讲，这些地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需要保护。”
“你还是政协委员啊？”
他得意了，“我是名人儿啊！找人递上去的呗。”
十方丛林
汪涵身边所有人提起他，都有一样的看法，“他压力肯定特别大。”然后补上一句，“但他挺会排解的。”
一度有各种传言，说他得了肝硬化。他出面辟谣，休假，继续主持节目，接受各类采访。
在所有采访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重申，说自己36岁一定会选择退休，说懂得放下才是自己认同的选择，说他不介意失去名利。他在靖港置了院子，信誓旦旦地说要在那儿休养生息。
上个月，他刚过完37岁生日，手上还有3档节目，靖港的小院子还在那儿空着。我用那些杂志上的原话揭穿他：“汪涵，你说话不算话。”
他的背脊陡然直立了起来，然后哈哈大笑，“做节目的那个是他，退休的是我。”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说过疲惫的是身体，逍遥的是心灵。退休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逍遥自在吗？如果你的内心已经逍遥自在了，做不做事其实是一个样，有很多人退而不休呢！不像我，我是有这么多的节目在做，但我一天到晚都在这儿呆着，这不是一种退休的状态吗？”
然后他摇摇头，“我不再执着于身体上形式上的退休了。而且也退不掉啊，领导都来找你谈话。”
“佛家说十方丛林，人生不是只有进和退的，应该有10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是一条路。我这样的选择可能也是一种妥协吧。以前我是觉得工作是我手上拿起来的东西，所谓的成就啊什么的，所以我会想着放下。但现在我不觉得这是成就了，我已经不觉得我拿起来了，也就无所谓放下了。”
湖南经视找他谈了3次话，想让他做副台长，他坚决不干。他说，“我是主持人，当副台长多没劲啊。从‘主’的变成‘副’的，多不好呀。而且我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当副台长那么庄重，不太适合我。还得起早床开会，得承担责任，和我的性格不符。”
周雄也承认，台里很想让汪涵当副台长。然后他感叹，“汪涵对这些太淡泊了，他看重的不是这些。拒绝了当副台长，还拒绝了好多条件更好的电视台挖角的邀请。这些我们都知道。”
在北京，汪涵买了房子，有络绎不断的邀请。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湖南广电，甚至，他到现在都还称自己是湖南经视人，而不是湖南卫视人。他不肯去北京，觉得那里太乱了，诱惑也太多，呼朋唤友四面八方，他觉得，什么都不缺反而不好了。“我比较矫情，我一直都觉得所有的好东西之所以好，之所以被珍惜，就是因为前面加了个词，‘难得’。中国有句老话，‘不冤不乐’。我有可能是特别刻意地希望呆在长沙这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难得的清净，难得的远远看着星光璀璨的首都，看着他们五光十色的生活，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他享受这种距离感，他觉得这是骨子里就有的东西，“我喜欢的体育运动都不是有身体接触的，乒乓球、台球，所以我一直都和别人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让他自觉能够一直保持清醒。
所以他也本能地排斥网络，更排斥微博，他总觉得，那样会让电脑控制人，这不是他所能信赖的生活。说起这个他就着急，他说，“你写给爸爸的那个爱，跟写给男朋友的那个爱，笔画、情绪，一定不一样。比如你写给很铁的哥们，那个爱，一定是挥洒的。但是写给父母的，很可能是凝重的。用手写，轻重缓急一定不一样。但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字是完全一样的。这怎么可以？”
他的工作伙伴小小地抱怨着他的这点“不切人情”，策划都不能直接发给他邮箱，得先发给他的助手，打出来给他看。但他们都认同，这就是汪涵。对他所喜欢和不喜欢的都无比坚持。所以他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抱到化妆间，甚至当众亲吻这些书。
现在的汪涵是一个着迷于控制的男人。他有很强的控制欲，但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他控制自己处于一个豁达、平稳、自在的状态，控制自己不去钻牛角尖。他觉得这让他对很多问题都想得更明白了。“当你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并通过所谓的一种修行，把自己的光芒和魅力呈现出来，你就已经影响到了别人。这种管理本身就令人着迷，别人会不由自主向你靠近。”
他果然还是觉得自己像令狐冲，绝顶聪明，云淡风轻。其实这背后有极其强大的自信和清高在撑着，他说“我崇敬普罗大众”。我说，“这个词儿本身就带着‘他们是普罗大众，我是不一样的’那种自负。”
他一愣，缓缓地笑起来，“我承认我有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骄傲或者说是自负撑着他，给了他现在的骨架，让他有强大的底气和胆色疏离着、威武着，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些，无所顾忌地拒绝一些。换句话说，他得到了，当然他的说法是，“他得道了”。所以他活得圆融、晃悠，还敢于享受孤独。
汪涵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你的现状满意么？
汪涵：非常满意。我从来没对任何时间段的“当下现状”极其不满过。包括得病的时候，那时更好得小病，享大福。而且那个病也不是痛苦万分的，只是人精力跟不上而已。反倒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喝了点酒有点微醺的感觉而已。我觉得得病只要不是特别疼，或者是对家人造成伤害，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我现在有3档节目，一周录3天，一个月加上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台里各种晚会，也就20天的时间要工作，还有10天是我自己会控制的。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汪涵：我不知道能否用“成就”来形容我现在的工作状况和我所处的位置。这两个字和我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电视台主持人就应该是这样。湖南台这个平台非常好，我得益于此，同时我运气也很好。如果一定要说成就，我给了别人欢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汪涵：很向往，因为极其单纯，我们现在更加缤纷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色彩要单纯很多，服装、生活方式和人与人的交流方式都这样。我小时候家里做煤，外面下雨了家里没人，你根本不用担心煤会被淋湿，所有的邻居都会帮你把煤收进来，运到家里去。现在这种东西没有了，变得复杂了。现在小孩儿应该也很羡慕我们，我们小时候有那么多可以玩的，摸鱼啊，掏麻雀啊，现在他们只能玩任天堂游戏机之类的。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汪涵：梁漱溟先生有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么》，但我不会这样问。如果我有一天对这个世界要说什么，我只会说：我来了。来了后面就没有了，该来的，自然会来。我只想说，我在这儿。王蒙写过首诗叫：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要用心去编织。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汪涵：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大行业走到了一个小小的瓶颈，大家互相模仿。有一个征婚节目，大家就都做这个，不做媒体做媒婆。我自己在想，电视本身不应该有太强的教化功能，而应该承担一定的娱乐功能。这些节目应该让人在电视前一坐，一个小时，乐吧颠儿的就挺好。我以前还想过全国所有卫视，按照收视排名依次递减，每天拿出一定时间来播公益广告和文化宣传片。比如第一名湖南卫视拿出10分钟，第二名拿出9分钟，这样总共就有55分钟，10家卫视播出。这样滚动宣传中国优良文化，比如二十四孝啊，或者温良恭俭让啊，这样就有担当了，有社会责任感。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涵：我差不多到了男人最好的时候，也是最辛苦的时候。同龄人都想为家人开创更好的生活条件，加上自己有了一定的分析和认知能力，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压力就更大了。我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在这个年龄阶段，我属于生活得非常好的，所以没有什么权利去替别人担忧，或者提醒他们该注意些什么。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汪涵：如果一定要说领袖气质的话，可能第一要敢于并善于表达，第二表达的言论要有新知卓见吧，最后是在自己的行业里被广泛认知，有社会担当，还得有悲悯的情怀。还有，是领袖的人就应该有微博啊，可以带动大家来讨论啊，传达一些新的想法。我最钦佩的人就是普罗大众，踏踏实实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的人，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去打扰他们。
人物周刊：责任和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汪涵：自由，一定是自由。所有领袖的责任，都是让更多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汪涵：马一浮先生的《泰和宜山会语》。他在里面借了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些观点，我从里面得到很多启发。我还特别喜欢木心的书。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或者担忧？
汪涵：“幸福”其实是一种状态，这个词起源于宋代，那时有文称“幸福而惑”，这里的“幸”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追求“福”过了头，反而适得其反，感到很疑惑。你问我幸福吗？我会说我正在幸“福”中，我正在接近幸福。至于不安和担忧，我真的是没有。我吃穿不愁，父母康健，家庭和谐，事业稳定，现在又被评为领袖了对吧。(笑)
台上，他是游刃有余的湖南卫视当家主持，妥帖、老到，带来无数欢笑；台下，他是面面俱到有口皆碑的好男人，念佛、喝茶、看书、练字。他染尽人间烟火，却不为俗尘所扰；他向往散淡闲适，但仍有现世悲欢。时节正好，对汪涵来说，未来还在大路上。
罗昌平 让易碎的新闻不碎
“新闻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但如果不做，我们生存的环境、面对的系统将会更没前途。改变不仅需要围观，还需要表达和参与”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杂志摆进报刊亭，一下子就被人包圆儿了。补上货，又被包圆儿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卖得好，这时候才知道要提防一下。”罗昌平说。
5月11日中午，罗昌平发了一条微博：“《财经》杂志在北京中关村、西直门等地遭恶意清摊，多次补刊无济于事，后发现系《隐庄肖时庆》一文报道证监会前官员受贿1546万元、内幕交易获利约1亿元，牵涉到六家上市公司，相关公司安排人在报刊亭大举清购。”
同行朋友们不怒反乐：“还有人收购你们玩，羡慕死。”后来讲起，罗昌平也乐，“好多年都没发生这样的事了，这手段好笨啊！”
不是每次都能把麻烦转成乐子。去年《再问央视大火》发表后，有人拨通罗昌平家极少对外公开号码、用他人名字登记的座机，恶狠狠地威胁：“在这个事情上你再说话，我们做死你，你已经断了我们的财路，小心你的命。”
老板给罗昌平分析：你抓的不算七寸，虽然很影响他们生意，也没完全毁掉他。结论是：保持低调，对方不至于闹到鱼死网破。
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在微博的加V认证里没提单位名称和自己职位，只称调查记者，这是他最喜欢的称谓。
入行10年，罗昌平的调查报道涵盖社会、时政、法治与经济各领域，4次获得过南方周末年度致敬。
他花5年时间写成《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一书，用自己的分析方式去记录这个时代的一段历史。他听说中纪委最近有人订走了200本，又听说这本书被湖南、郴州两级宣传部集体采购，以为是封杀，却看到一则新闻：郴州市某区人事局强化廉政知识学习，引导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递罪》，组织观看反腐警示片，及时打好防腐预防针他有些啼笑皆非。
调查记者的调查经
“最近10年内的重大公共事件、重大案件、社会或政治层面上的人物，心里头都要有底。有点儿像美国写那个逝者，前段时间伊丽莎白·泰勒去世，《纽约时报》给她写悼词的，自己先去世了。文末注明此文作者已于什么时候去世。其实这和我们是一样的，资料备份很早就开始了。”罗昌平在照片上像他的新闻一样硬朗，但坐下来看，他笑容温和，甚至有些娃娃脸。
同为调查记者的孔璞记得，刚入行时，她四处托人帮投简历，只有罗昌平不仅帮投简历，还亲自带她上门面试。做第一篇稿，陷入困境，罗昌平又发来通讯录，都是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系方式。“我朋友看了说，这都是记者吃饭的家伙，他都给出来了。”孔璞至今感激。
“我只是选择最有效率的方式做事吧，投简历不如见面。至于通讯录，我一直都是与人共享，这样别人才能与你共享。”罗昌平对感激有点儿不好意思。
罗昌平手上经常同时做着两三个题目。他采访不大喜欢用录音笔，要求证据能落到书证上，而不是口证。
采访、研究、写作是记者的三项基本功，其中研究是调查记者最应重视的功课。“我们报道一件事，至少要看5到10万字的文字材料。比如《公共裙带》，从2007年开始做到现在，算4年了。文章最后有句话，李薇和她的妹妹在2005年办了暂住证，在2009年又第二次办了暂住证。虽然这个东西很简单，但不是人家提供给你的，得通过特殊渠道查询。她所有关联人的这些事，户籍资料、工商档案、信用记录、土地交易等，全是通过全国各地不同领域的朋友帮我查的。”
那些看起来很难接近的调查，得靠人脉和内幕吗？
罗昌平摇头：“这个时代‘深喉’太少。公检法、纪委能提供的非常少。只能靠自己的坚持。自己做题时，每周很抽时间去检索每个关键词，现在编记者的稿子，也一定会逐一搜索文章中的关键词。先是普通的搜索引擎，可能还拓展到警方的户籍搜索、央行信用系统、工商系统等。不断地变换关键词去搜，一般看十几页，或者更多。也许现在你搜不出来，可能过过半年就能搜出来。经常要不惜成本，比如特别重大的稿子，工商资料查询就可以达到上万元钱，交律师费和打印费了。”
急性子的他，做调查却有足够的耐心。他收集敏感案件的判决书，有的在宣判时几乎不可能拿到，但一两年后拿，就容易得多。“判决书里会有大量的细节是你以前不能掌握的。”
去年10月，他安排记者做《高官贪腐录》，收集120个省部级官员的大名单，手里有其中近三十人的判决书。“用了半年时间，详细统计120人的年龄构成、判刑情况、集中的领域、案发的时间等，从中寻找规律与逻辑。我们很重视分析方法，会邀请经济学与法学的资深专家提供帮助。”
“不止是判决书，一切司法材料，甚至党报材料，都可能是有用的。比如去年的安元鼎，南方都市报的龙志从公开资料找到了某一个县，跟安元鼎签订了合同，作为政绩在网上公开了。这就需要你不断换词去搜索。”
微博时代的传播，让罗昌平欣喜也担忧。“想想我这10年路，当年还是比较清静一点，会扎实做自己的东西。微博会让更多调查记者浮躁，甚至一些优秀的调查记者已转型为社运记者。现在还有几个人，踏踏实实做一个新闻。比如说乐清事件，谁能在那真正呆3个月？”
第一份检讨
罗昌平清楚记得，闯到北京那天，2001年7月14日，是北京申奥成功第二天。他20岁，辞掉了湖南省电力厅一家专业电力杂志的稳定工作。什么也没找好，就奔了过来。
初中毕业时，他遵循在水电站工作的父亲的意见，以692分的拔尖成绩(总分730分)考进水力系统的中专，学水利工程建筑专业，准备回家工作。那是毕业包分配的最后一年。
学校里，罗昌平是校报主编和广播站站长，管理着二三十人。4个版的报纸，排版时要先剪下文章，贴在纸上，再翻印出来，发给三四千名学生。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有学生冲去控制了校广播站，播放国歌，引得群情激昂，全校学生开始游行。罗昌平第一次感到，原来传播的力量这么大。
因为没守好广播站，罗昌平被勒令写检讨。“那是我这辈子写的第一份检讨。后来主管新闻，写检讨成了常事。”
离开长沙闯北京时，父母连夜赶来相送，更想劝他留下来。“但我就是觉得年轻，应该要闯一闯。”罗昌平说。
北京广安门的报国寺里，树木苍翠，大殿俨然，还有戊戌变法参与者曾住在里面的纪念碑。罗昌平进了这里的《中国商报》，当时它正从日报转为周报。
罗昌平从来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他没事就钻报国寺的两个侧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报刊资料室，研究全国的报刊资料，比如《南方周末》和《财经》，模仿他们写作。
虽然遗憾于没人指导，但也乐于没有人管束。在《中国商报》的3年，他几乎跑遍全国。“不是根据新闻走，而是根据自己爱好。想去哪儿，就去附近找一些很古怪的题做。很随意的，坐火车可能半路就下了。或者在某个小城，有意思就多住一天。常常延着一条线，去找两三个题。有时候就在网吧里写，会发现旁边都是玩游戏的。我就想，自己要是战地记者，一样能发回稿件。”
3年的游历和读书，就是他的大学。
他至今记得在《中国商报》的第一篇稿子《为什么自己的首都我们只能暂住？》，八千多字。“前段时间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觉得现在重新发表一遍，也还非常合适，情况还是没有变，甚至更难。当年我们进北京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住、吃、入行门槛……拿到今天来比较，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我10年后再走一遍，可能就闯不出来。”
让新闻不碎
2004年2月，罗昌平到《新京报》做深度报道。第一篇稿子，关于取消农业税，写一半，编辑不满意，拿出纸笔划井字。说横向要采访农委、税务、财政、政府办公室4个，纵向要采访市级、区县级、乡镇级、村级、个人5个。4乘以5就是20。你要采访20个点。“我一辈子都记得清楚。”罗昌平在桌上重复划着井字说：“这几乎影响我现在所有调查的逻辑，做完那个，我豁然开朗。”
2006年5月，他已经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因为《“双规”再次收权》系列报道，既是作者、又是编辑、还是分管部门主编的他，不得不离开。
他可以选择去薪水较高的互联网，但犹豫了一下，觉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去了《财经》杂志，又成了普通记者。“上到某一个位置，再下去还是蛮费劲的。”何况薪水只剩当主编时的一半。
每次最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回家，像充电一样，回来就精神饱满了。“做这行，失望失落的时候，其实很多。”他读过的学校已经被拆迁了，他跟人开玩笑说“回家的路上他们拆了我所有的记忆”。微博和MSN的头像，他用《天堂电影院》中的小男孩多多，“影片中的故事与我们的经历很像。”2008年，他给父母盖了漂亮的房子，一亩地，水直接从山里接下来。还好，他觉得自己仍有可以回去的故乡。
2010年，他出版了《递罪》一书，用5年时间研究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提出“递罪原则”，即“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行政的错误，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无限度地侵害弱者。”
他希望记者能用自己的一种分析方式去记录某个历史片段。“新闻是易碎品，而好的记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让新闻不碎。”胡舒立在《递罪》的序中。
罗昌平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罗昌平：生活指数满意，新闻却在谷底。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罗昌平：成就？哈哈，现在远远谈不上成就。新闻是易碎品，既要影响现在，又能记录历史。就必须坚持做下去，一条道走到黑。我不是聪明人，但有笨办法，做最喜欢的事情，会投入别人数倍甚至十倍的努力，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罗昌平：我的父母生活在最底层，他们承担了那个时代最大的苦难，却给了我足够的自由与独立的可能；他们很穷，却给了我最大的财富能吃苦、不作恶。过去31年里，我一半时间与他们度过，一半时间在外飘泊，距离感加重了牵挂。我们最大的理解是彼此包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罗昌平：讲真话。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罗昌平：这个时代太急功近利了，这个行业太急躁无常了，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够。在不少同行看来，新闻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但如果不做，我们生存的环境、面对的系统将会更没前途。改变不仅需要围观，还需要表达和参与。所以我会尽力坚持，并影响更年轻的一批人坚持。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罗昌平：不管愿不愿意，我们这代人已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理想在堕落，市场在兴起，无法独立的生活与无法独立的思考、人格并存。
我试图用“末法的一代”来描绘同龄人。这代人正在呈现一种衰微之势，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有价值上的分裂，有对历史和文化的淡漠，又缺失情怀与常识，在飞速而碎片的流水作业中失去了方向。但是，低谷或许暗含着新生，因为我们少了历史负担，更容易与现代文明接轨。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罗昌平：在《魔鬼词典》里，领袖被戏称为“衣服最容易脏的地方”。其实我挺怕“领袖”这个词的。在这个时代，还是尽可能去掉个人色彩，回归到事件本质更好。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罗昌平：个人自由，但总在为担当而牺牲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罗昌平：没有。不断看，不断完整。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罗昌平：幸福是比较级的，有奋斗的方向与可以回去的故乡，就是最大的幸福。还好这两点都有。
做这一行，不稳定影响肯定存在。发表《再问央视大火》时，收到过死亡威胁；签发《安元鼎专职截访》，受到过强权干扰；《公共裙带》也承受了不同层面的压力，好在可以坚持。不安来自内心，而非外力，比如感到时间不够、知识短板、眼界受限等。
身为80后，他已成长为社会调查新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他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使他在这个传媒日益浮躁化的背景下，能坚守住新闻专业主义，“三问央视大火”、《郴州样本》等作品，像一把尖锐的手术刀，把这个社会的毒瘤曝露在阳光之下。
赵中
把理想照进现实
这个环保行动者的担忧是：还来得及吗？光靠我们这些人够吗？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甘肃兰州、会宁、文县
王妍菲几乎是蹦跳着走进绿驼铃的办公室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居民房。这位说话就笑的女孩，其实已经是两岁孩子的妈妈。她看看门口的感恩墙，上面贴着绿驼铃合作伙伴的名字和LOGO，有二三十家。“如果觉得很难受撑不下去，我就看看这片墙，还有这么多组织这么多人支持我们。”
作为绿驼铃6名全职人员中唯一的行政人员，王妍菲是大家的管家。“每人每月工资一千多，最高是赵中，不超过2000。差距不超过三四百。兰州的平均工资大概有2000吧。”
学医的王妍菲曾经在兰州最好的医院做护师，觉得自己从不用求人。医院里天天看见死亡，王妍菲次次陪着家属哭，觉得整个人都是悲伤的，状态太不好了。“我换了工作去做医药代表，每月最少挣6000块。可我觉得不对，我不想追求这些，我想去找一家NGO来做。”
朋友正好认识赵中，介绍两人见面聊，至少两小时，赵中一直讲绿驼铃的前前后后。“这人是认真做事的。”王妍菲觉得。然后就来了。
办公室水管上，挂着长长的黄河绿地图，那是绿驼铃2007年的成名项目。废纸箱搭成的陈列架上，放着环保书、志愿者礼物和赵中所获的奖杯奖牌。水笼头和电灯开关旁，贴着节约用水用电的卡通画。
“赵主任？哈哈！我们要逗他，就这么叫他，他就羞羞地说，别这么叫。这个男孩啊！”王妍菲和志愿者一起哈哈笑。
喜欢爬山、喜欢旅游，赵中说因为这些，他在安徽上大学时加入了学校的环保社团。毕业后，学电子信息专业的他进了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维护设备，心里还想着环保社团，就自己成立一个。
2004年11月4日，22岁的赵中在甘肃政法学院的教室里成立“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他还没想过要辞职，专门做环保。
现在，这个甘肃省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已经生长得有模有样。2007年10月，在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登记注册。项目内容也从带领志愿者做活动、宣传环保知识，到绘制绿色地图、监督污染企业，再到申请项目进入乡村、成立引导环境良性循环的新型合作社。赵中也于2009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环保英雄”，同时入选的有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好莱坞明星卡梅隆·迪亚兹等。
现在的绿驼铃，越来越沉向大地，把力量集中在一个一个细小的点上了。
葵花合作社
坐上大巴，在颠簸山路上晃3个多小时，到了会宁县头寨子镇牛家河村，这是绿驼铃的生态农业与合作社项目点。四面全是赤裸的黄土山，几乎不见一根草。山谷间荒着大片土地。静静淌过的小河恶臭袭人，河岸泛出厚厚的白印。干旱、盐碱、污染，是这里的大问题。
“我们是地大物薄。”村主任说。走在烈日下的黄土坡，几十分钟后，只觉压抑干渴，看到绿色的雪碧瓶子都会兴奋。来这儿看过的老师说：“这里的贫穷，和云贵不一样，这里让人绝望。”
绿驼铃在这里成立了葵花种植农民合作社，村里一百多户参加，投票选出了理事。大家一起种比较抗旱的葵花，可以压低种子价格，还可以统一销售。
去年第一次种葵花。四五月份，协调人裴艳明来，看到雨水下蹿高的葵花苗，高兴极了。他们甚至想到了电视剧里盛开的葵花田，美得能入画。赵中盘算，说不定能组织农家乐。
6月，天旱，葵花骤然稀疏。最后开花时，高高的杆子顶着小小的花盘，下面的叶子已经干到枯黑。收成不好，还遇上价格突跌。合作社每斤3.4元收下2万斤村民的葵花籽，望着每斤2元多的市场价格，只能屯着，过年时，卖给小炒货厂七千多斤。裴艳明和赵中四处找销路，大厂商嫌货少，小厂商给的价格也不好。现在还剩着1万多斤。
今年，葵花到5月都没发芽，太旱了。
5月7日，裴艳明和大学生志愿者来，组织每两周一次的10对母子集体活动，主题是母子沟通。妈妈和孩子们顶着烈日翻山走40分钟，也要过来，一个不少。他们太缺文化活动了。
墙上有他们写下的希望：“我希望能走出这个地方，让我父母过上舒服日子。”“我希望能和妈妈在一块谈心。”“我希望这次活动中，我可以大胆勇敢地在台上说话。”
曾经不说话的妈妈刘小梅已经很爱发言了。有妈妈任务失败，羞涩半天，亮出嗓子高唱几句秦腔。活动最后，孩子们拿出准备好的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这是几乎所有孩子送出的第一件母亲节礼物。
“我们前段时间组织她们十字绣，她们很高兴。在合作社的小图书室里，不少人也去借书了。”裴艳明说。
波折
“开始和他们讲合作社，他们不信，怕我们是搞传销的。这个村子已经有不少人被传销骗了。”赵中先跟村民打好关系：“一起喝酒啊，吃饭啊，建立个人信任关系。他们有人会觉得，关系这么好，来是给我们帮忙。”
相处并不总是愉快。和合作社理事长、村主任去年在电话里的大吵，差点儿让赵中想换项目点。
项目点已经换过一次了。“第一次合作那人有问题，只是想让村民帮他种葵花，他从中赚钱，不是真想为村民弄合作社。”裴艳明说。“第一次合作闹崩后，那人不归还设备和葵花籽，弄到打官司。”
判决对方归还10万元的葵花籽，算牛家河合作社的，但对方给些秕子充数，最后才卖了3万多元。
和村主任吵翻就为这3万多元。“赵中被骗过一次，就想走正规手续，先收回这些钱，再签合同把钱给他们。但村主任觉得赵中不信任他，觉得赵中想撤资。他为向上一次那人要回这些葵花籽和钱，大冬天晚上看机器，也没火烤，特别冷，后来又找销路，辛苦很久了。”裴艳明无奈地说：“我就在旁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按流程，每笔款项都要有发票，或者收据，吃饭都要写上吃饭人数，老板电话，哪怕是无名小店的炒面片，也要这样，以备核实。
村里人觉得这是不信任。
绿驼铃的几个人沮丧极了，他们坐在一起评估到12点，列出这个项目点的好和坏，最后决定还是不换了。起码，合作社的人是为村里人考虑的。比上一次的人好太多了。
缓和了半年，双方的关系才渐渐又和好了。
牛家河合作社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了几百块钱。但赵中没把这个当作成就：“要说那几百块钱，我们投入的钱直接发到他们手里也有这么多。重要的是社区的凝聚力，我们的目标是，我们以后撤出了，这个社区和合作社还能继续下去。”
茶园村的草砖房
要从兰州去陇南中庙乡茶园村，得绕道另外两个省。坐火车16小时，到天水，入陕西宝鸡，再拐进四川广元。换乘大巴，3个多小时后到渭沟河口。再爬一个小时的曲折山路，才算进了茶园村。
这是绿驼铃的灾区生态建筑推广项目点。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村民的房子大都垮塌开裂。当年诸多赶来救灾的NGO，现在只剩下了零星几家。这让赵中自豪：“我觉得更多力量应该集中在一个点上，帮忙帮到底，总是一窝蜂不好。”
“赵中来了村里就是红人，各家各户拉他去吃大餐，自家养的猪做的腊肉，特别香。” 绿驼铃的协调人谢晓玲说。她一年有一半时间住在村里。这儿很美，山翠水清，4月已满山蝉鸣，人们沿曲折的清水河筑屋而居，家家种有樱桃和茶。
谢晓玲正在为村里修垃圾池的事情跑来跑去，还打算订些垃圾桶发给大家。走哪儿都有人打招呼：“啥时候回来的？”已把她当作这里人。有时碰上人会问，赵中啥时候来，我把上次的手机钱给他。赵中常去淘宝买来手机带给村民，两百多块的那种，在镇子上要卖四百多块。
绿驼铃想在此推广草砖房重建。用草压成的砖冬暖夏凉，环保舒适。村里有3户建起了草砖房。北京上海捐款人重建的茶园小学也用了草砖。但再推广，困难重重。
“下一步可能要推动成立茶叶合作社，像会宁的葵花合作社那种。”谢晓玲说。
被琐碎的事急到抓耳挠腮时，谢晓玲会想起赵中的淡定：“他总讲，没事，早晚会解决的。果然，慢慢都解决了。”
村里17岁的女孩王仲亚，在镇上的中学上高一，前些天成立了文县第一个高中生社团“蕴绿自然”，担任社长。三百多名同学来报名参加，她选了三十多名对环保比较有兴趣的。
“我初二开始跟绿驼铃的哥哥姐姐一起玩。成立环保社团就是跟赵大哥他们学的。”王仲亚说。
周末，王仲亚要带着十多名同学回茶园村，宣传使用垃圾池。她拍下了茶园的美景和垃圾，做成对比图片展板带回来。
赵中很高兴。谁知道她是不是下一个赵中？
赵中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赵中：基本满意吧。虽然现实中不断有困扰和波折，但不定期的总能收获一些惊喜，激励着继续前行。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赵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做什么，只要对社会有益，或多或少；对待工作的心态心怀伟大，从卑微做起； 面对困难坚持不懈。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赵中：父母们是追求大众和循规蹈矩的年代。我能理解他们，虽然我自己的选择是小众和个人的追求及价值。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赵中：公益不代表高尚，公益不意味着放弃自我，公益性社会组织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和事业方向。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赵中：大有可为。民间环保组织伴随着公众对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参与而发展，既为社会的发展和进展作出贡献，也为年轻人实现梦想创造了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赵中：价值观的单一，大多数同龄人所认为的衡量成功的标准单一。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赵中：称得上“领袖气质”的人是能够给予他人以启发和动力，能够感召他人愿意追随他，追随他所致力于的事业。
温波(环保人士)、马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于晓刚(“绿色流域”主任)是我在环保道路上的领路人和导师，我正是在追随他们继续着我的环保事业。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赵中：责任。生活和工作中我经常会说到一些事是“不得不”要做的，起初觉得很“委屈”，现在看来就是我的责任。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赵中：《阿甘正传》。起初是为了学习英语而看了很多遍，而后有一天突然明白，我们的人生也无非是要把每一件微小的事情坚持做好。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赵中：幸福，一直能以较乐观的心态去对待问题和困难。但也有所不安：还来得及吗？光靠我们这些人够吗？
80后的他爱旅游，爱登山，由此爱上环保。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为此辞掉公职。他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09年度“环保英雄”。但他更希望公益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
姚希梅 爱至成伤之后会更爱
只要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就会有人看见
特约撰稿 胡雅君 发自山东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姚希梅：满意。我个人没什么需要，自己生活没有压力。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姚希梅：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成就，如果说对这些孩子有帮助的话，那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我越做这行越觉得，只要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就会有人看见，就会有人跟你一起做。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姚希梅：我父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人，我能理解他们。我很向往他们所在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很单纯，容易满足，会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为快？
姚希梅：我觉得人越单纯越少烦恼。如果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只想着自己，就没有那么多焦虑困惑。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姚希梅：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善良的人来帮助这些智障人士。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姚希梅：一味追求物质方面的东西。这种追求太俗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姚希梅：特蕾莎修女。她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而是靠内在灵魂的魅力，去感召别人走正确的路。在当下的人中，我最钦佩的是我的同行，创办重庆江津向阳儿重发展中心的方武先生和李宝珍女士。他们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一切都是为了智障孩子的福祉。现在中国大陆那些专业的特教老师基本都是从他们那里接受培训出来的，他们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姚希梅：责任。我本身其实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但是做了这行之后，就不能只去追求自己个人的自由。我觉得给别人创造自由，比追求自己的自由要更享受。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姚希梅：《德兰修女传》。其中那句“一颗纯洁的心，能够自由地爱与给予，直至成伤”对我影响巨大。爱至成伤之后，不是不爱，而会更爱。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姚希梅：我很幸福，没有不安。如果说有担忧的话，也不是对自己的担忧，而是对团体今后发展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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