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担任分管国务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十年，包括一届常务副总理，一届总理，2003年卸任后，他较少公开露面。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初印50万册，正式发行仅一周，即在不少实体书店脱销。价格竞争激烈的三家中国网络书商，都将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列入最热销排行的榜首。
“（中国领导人）非正式讲话和回忆录的出版越来越常见。”《实录》一书在9月8日出版后，出版方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据介绍，到目前发行量最多的中国领导人著作，仍是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随着口语浓重的《实录》出版，朱过去不为人所知的讲话，在微博等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人民日报》亦刊发整版报道。历史研究者正在仔细研究，这部涉及财税金融、国企和政府机构等改革领域的重要文献。
“中办几乎一个字没改”
今年5月，朱镕基在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时，向曾任院长的经管学院展示了样书，当时的封面是白色，正式出版时则采用深红色，“（当时）封面大幅头像笑容浅一些，封面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意愿。”编辑组成员鲁静说。
“正式讲话我全部不收”
朱镕基一直公开拒绝传记类出版物，《实录》中亦收录一则他婉拒策划传记的批示。在任国务院总理时，朱对公务人员在公共场所题词、参加剪彩等行为也明确表示过反对。
随着中国电视直播技术兴起，这位数十年来中国政坛上的公众人物，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侃侃而谈和慷慨激昂。《实录》则取材于他在日常工作中的即兴言谈，向众人呈现更为立体的朱镕基。
2003年政府换届以后，针对朱镕基的选集著作立项，专门成立一个十人左右的编辑组，由朱镕基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办公厅正部级官员李炳军担纲协调，另有两位国办人士具体参与。
学界人士也陆续加入编辑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明干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在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主任期间就有交往，尤为熟悉他在经济事务中的思路。
书稿前后筹备历时8年，对相关材料的引用整理异常慎重。历史学博士鲁静2007年调入《实录》编辑组，她接手的部分讲话录音，历史图片和一些批示文件，都需提前经由专人逐字逐句整理。
黄书元曾就书稿几次拜访朱镕基。对于整理稿中大量的口头语言，编辑组也与朱镕基多次沟通:“朱镕基的看法一直是，必须保留口语，否则就不是我说的了。”最后，“只有一些呵斥的不雅词被删除了”。
历经多年酝酿，最初约1500万字的录音内容，先由出版社和编辑组粗选，再送朱镕基选定后，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基本完成约120万字的书稿，报送中央办公厅审读。
由于朱的讲话中涉及一些中央和省市官员，在转往中央办公厅审读时，也向其汇总了意见。书稿还送到中共重要的两个历史研究智囊，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办（对送审稿）几乎一个字没改。”黄书元说，此后书稿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报审过程，也与一般政治类书籍无异。
人民出版社长期出版政治政论性书籍，至今依然维持事业单位编制，对整个流程轻车熟路。中央指定其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集、著作，承担与《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类似的出版项目。
直至今年，朱镕基又提出在《值得纪念的五年》一文后，加上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讲话稿。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书稿多次补充报批，直至出版。
“（审核）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复杂，其实不需要特别去沟通。”黄书元说，近年来领导人出版项目显著增多，送审报批工作也逐渐程序化。
“如果有机密，整本书就是解密”
与朱镕基一道曾任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人，近年来著作出版数量增多。以回忆录为主要体例的著作中，或多或少收录或摘录了一些“非正式讲话”。
而按照惯例，数十年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正式讲话，尤其是各类会议发言，需视情形知照中央书记处，其他常委和分管领域的班子成员，以保持对外口径的一致性，并便于直接形成文件精神下发。
也因此，书中“非正式讲话”的遴选和推敲，颇为重要。黄书元说，“朱镕基同志本身是优秀的政治家，他比我们更知道如何把关。”
对于过去甚少公开论及的领域，《实录》中屡见惊人之语。多数人认为，这些“非正式讲话”如实反映了朱的思想特质，和中国法治的复杂性。
书中提到，朱镕基曾在国家信访局描述，他的专车险些撞到上访人员，并且罕见地提到，曾经有上访者绕过门禁，进入中央领导人办公地，“震惊了中南海”。
他曾在世纪之交着力打击走私，一次接见海关官员时，他提到对一些
带有装甲的走私船，应该调动军队的驱逐舰，“把它打沉了，有啥了不起”。
他在全国人大上海团座谈时告诫，一些地方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有人认为这是同邓小平南方谈话唱反调。对此朱感到很大压力。而《人民日报》几天前对《实录》的报道亦摘录此段：不久，邓小平看到发言的录音整理，予以充分肯定。
朱也曾因个人工作方式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致歉。如2001年5月对国家计委主任张维庆信件的批语。
在备受关注的经济改革领域，《实录》涉及一些当时并未公开的具体事例。
其中一些数据过去鲜见披露。如，为了建立全国社保基金，中央财政不足，在内地和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中套现了32亿元。上世纪末，有几家商业银行的坏账率仍然超过40%。
在十五大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后，朱希望一些财税工作者带话给地方领导，“靠股份制增点资，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问题”；“最担心的是现在发行的都是垃圾股”。
2000年中央帮助地方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朱镕基写给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的信件称，“说到底是一种财政性再贷款，基本上收不回来”。一年后，他又指出如果不严格控制地方投融资平台风险，“必然会导致货币的过量发行”。
朱镕基在接见外宾时，往往有自如且幽默的表达。2002年基辛格对朱镕基解释，布什来自得州，和纽约人思路不同；朱回应，“所以，我们应该多看西部片。”
会见迪士尼公司董事长时，朱开门见山，“你先要确定在中国建迪士尼乐园，我才让你（电视频道、玩具商店）进来。”
2000年中国正在进行WTO最后谈判，朱镕基在与第一次见面的欧盟贸易专员谈话时，对方屡屡过于严肃地回应他的“玩笑话”。但他同时又严肃地说，中国对“政治”这个词很敏感。
“如果这里面有机密，整本书就是解密。”黄书元说，书稿送审报批中，并没有经过特别的解密过程。
“领导人的书没有刚性审查”
书的主要策划力量仍然是坊间关注的话题。《实录》主要以市场化渠道推广发行，但在众多记者询问编辑组成员身份时，出版社仍然讳莫如深。
在中国出版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一直沿用老办法管理。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20年前出台的管理办法称，退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只能由人民出版社（含省市一级）、中央文献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出版。参与《实录》发行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也曾是财政部直属单位。
近年来出版体制市场化改革和大众阅读需求，开始在改变实际运行。除人民出版社外，其他几家出版社均在近两年转制为企业。“领导人的著作不愁销路，竞争是难免的。”黄书元说，过去完全由我们做的一些图书，比如领导人的“文集”，现在出于市场需求，也获得审批出版，大家在竞争市场份额。
人民出版社在类似《实录》的项目中，也已不享受特别资金拨付。黄书元说，按照一般做法，《实录》四卷本的定价应该在240元以上，现行定价（196元）只能大体覆盖成本。
海外版权是增加收入的另一渠道。2009年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即出售海外版权。“作者也参与海外版权分成，出书前朱镕基就决定将稿费捐出。但因为还没定捐到哪儿，稿费数字还不好说。”黄书元说。
而在内容环节，除了法律规定的出版报审程序外，“领导人的书没有刚性的政治审查。”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15年的历史学者韩钢说。
《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在1980年代出版，口述史结合档案的形式，被认为是最早的“非正式”形态的领导人著作。“当时也就是发给研究室负责人看看，不叫审读，叫征求建议。”当时在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韩钢说。
韩回忆，此后的《李维汉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也没有经过专门政治审查。
近年来，除中央文献研究室对一手文献资料严格判断外，一般党史研究和领导人著作的管理已经不再一味紧缩。
黄书元介绍，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等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不同体例的传记、日记、回忆录等著作问世。十六届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吴官正等也出版了专门文集。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历史学者杨继绳认为，大部分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往往讲述领导人当政时分管领域的政策和经历。
有一种声音担忧，在世领导人发表回忆录，会否影响史学界不同声音的表达。
但也有论者并不担心，“任何一个人的文集或回忆，都不会是历史的全部。”杨继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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