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创造神话的地方，它能把你捧上天堂，也能把你打入地狱。1988年新年第二天，资本天堂的宠儿李福兆，还没来得及感受黎明的清新与惬意，就匆匆坠入廉政公署布下的地狱之网。
面对家门口的不速之客，59岁的李福兆保持了“太平绅士”惯有的优雅，看了看廉政公署人员出示的拘捕令，他请他们稍等片刻。换好衣服，略略收拾一番，淡定的李福兆跟随来人，去了廉政公署。
在香港资本史上，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拘捕李福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任何闪失，都可能在香港资本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自诩六岁就能炒股的李福兆，先后求学于香港大学、美国宾西法利亚大学，进而以注册会计师的身份，昂首挺进资本市场。1969年，李福兆创立了远东证券交易所，打破了英国人一股独大的垄断格局，改变了英国人创设的交易规则，引发了四大证劵交易所诸侯割据的新局面。15年后，简称“港交所”的香港联合证券交易，一统天下，李福兆毫无悬念地出任首任主席，成为香港资本市场上当之无愧的江湖大佬。
现在，这个江湖大佬受到廉政公署的挑战。那个清晨，廉政公署不仅拘捕了他，还派出30多人，浩浩荡荡地进入联交所，搜查了他们的办公室，为了完成资料的搜查和审读，廉政公署派出50人增援他们。
这个代号为“黎明行动”的行动，实质上是由当时的香港总督指挥的。拘捕与搜查初战告捷后，港督亲自知会财政司和联交所，让他们配合廉政公署，发表各项声明，将李福兆停职接受调查的消息广而告之。
这时候，针对李福兆的调查开始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廉政公署的调查一直是秘密进行的。
调查李福兆，起于一则传言。传言说，联交所的大佬们很霸道，想上市融资的企业，必须打点他们。廉政公署的某个官员听到传言后，觉得不妙，据说，在这个官员看来，联交所是香港资本市场的神经系统，“打点”就像恶性肿瘤的细胞，最终会吞噬香港经济这个健康的躯体。
为了证明传言的真伪，这个官员安排下属调查了半年，发现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任何希望登陆资本市场在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必须通过上市委员会的审核，审核就得走程序，就得等待。等待的时间可以长，也可以短，这就给大佬们提供了寻租的机会，你要想早申报、早上市，就得“打点”大佬们。
搞清这一“潜规则”，廉政公署的长官们认为，他们该出手了。但是，他们害怕弄不好会冲击香港股市，引起难以控制的震荡。进退为难的廉政公署最后将皮球踢给了港督，港督点头，说：YES。
旋即成立的专案组，以“黎明行动”为代号，加紧了侦查。联交所不能有任何风吹草动，专案组不便直接调查他们，只得旁敲侧击，从包装上市的券商等中介机构入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很快从一家中介机构处发现一张便条，从而抓住了联交所上市部经理的把柄，这个人是上市科的主管，直接对行政总裁负责，位高权重。
通过这个线索，专案组察觉了另一个潜规则，就是配股。按照当时的规定，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掌握了新股发行价格的指导权，说是指导权，他们上下其手，弄成了决定权。利用这个明为指导权、实为决定权的权力，联交所的高管们，玩起了猫腻。比如说，某只新股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每股10港元，他们愣把它压低到9港元，三两个交易日过后，股权回归到合理价位，他们就有了抛售股票赚取1港元的空间。所以，上市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新股上市的时候，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获得配股。
可是，配股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个公开的秘密，没有人把它和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过去十几年，一直是这么干的，从联交所主席开始，大家根据官衔大小，按比例分配，早已成为惯例。
廉政公署不这么看。根据《防止贿赂条例》，他们在那个黎明，带着拘捕令，走向李福兆。同时被拘捕的还有他的几个下属。
农历春节前，相当于大陆检察院的香港律政司，代表政府提起公诉，他们指控李福兆利用联交所主席的职权，非法收受一家企业的优先配股权，作为批准该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岂料，这项指控的举证难度很大，律政司不得不放弃。不肯善罢甘休的律政司，转而寻找其他突破口，指控李福兆凭借手中掌握的批准或者不批准或者延迟批准的权力，通过中介机构，索取两家上市公司的优先配股权。
律政司的指控共有两项，一项索取优先配股权50万，获得将近80万港元的利益，另一项索取优先配股权30万，获得利益将近8万港元。见诸报端后，港人大为惊讶，跻身香港富豪排行榜前三名的李福兆拥有的资产，以港币为计算单位，超过200亿元，怎么会为区区数十万港元铤而走险？根据常识，人们都知道，李福兆栽在惯例之上，倒在潜规则之下。
李福兆入狱的原因，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是港英政府洗劫香港的一步棋，是英国利益的牺牲者。我无从否定这个说法，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无论惯例如何，不管潜规则有什么样的合理性，李福兆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不折不扣的贪污，是犯罪。
至于廉政公署调查李福兆的动机，或许正如“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别有用心的。然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说来说去，还是李福兆自己的屁股不干净。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权力机关一部分，是法律这个公共物品的捍卫者，通过自身的努力，让社会信仰法律，而不是潜规则。这是他们的责任。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楼前，有一尊雕像，象征着权力机构制定与执行法律的责任，美国中学生的教材中，编写者喜欢附上这幅雕像，问学生：如果权力机关无法履行这一责任，将会发生什么事？
联系中国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潜规则大行其道，法律则黯然无光。潜规则，说起来，多数人眉头紧锁；做起来，多数人趋之若鹜。如何重拾中国人的法律信仰，让公民们养成尊重法律的态度，自觉自愿地接受法律的统治？这个问题，法律人追问了很久，我想，权力机关应该率先回答这个问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将形同虚设。”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当记住这句名人名言，在全体公民当中，他们最需要信仰法律，他们不能把法律当作没有灵魂、没有良知的工具，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
廉政公署的主动出击，用法律人的语言来说，就是法律强制，法律强制靠的是强制性规定，靠的是严刑峻法的恐吓，单有这个，肯定形成不了法律信仰。然而，法律信仰又离不开这个，没有这个，法律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的法律，谁会信仰它？希望法律有权威，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机关，就必须带头尊重法律，反对潜规则。须知，没有法律信仰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法治国，没有反对潜规则的权力机关，国家就不可能具有法律信仰。
为了法律信仰，廉政公署向潜规则说不，拘捕了李福兆，香港高等法院也对潜规则说不，依法审判了他。在香港高等法院，陪审团裁定李福兆罪名成立。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他监禁4年，所涉80多元港元全部充公。李福兆不服，提起上诉，被驳回。一世英雄，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真应了他的那句名言：“不要与股票谈恋爱”。
（参考资料：《廉政：香港反腐风云》，黄晓阳/文，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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