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1日，陈际瓦被补选为广西政协主席，由此成为广西政协第一位女主席，也是广西“四大班子”中首位正省级女官员。自此，中国31个省(市、区)“四大班子”现任“一把手”中已有7位女性。分别是福建孙春兰、福建梁绮萍、安徽李斌、重庆邢元敏、江苏张连珍、浙江乔传秀、广西陈际瓦。除了当下惟一的女省委书记孙春兰、惟一女省长李斌，其他5人都是政协主席。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各省份的党代会陆续召开。新省部级领导中有不少女性的倩影。上届全国的省级党政领导班子815名成员中，女性占了106位。新老交替还在继续，近期全国女性高官职务频繁，调整密度之大为近年来所罕见。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至今，包括李斌、王侠、陈际瓦在内，共有21名省部级（包括副职）女干部履新。

　　中国目前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领导，各级女市长超过670人，女干部队伍1500多万人。根据中组部的2008年统计数据，中国省部级及以上女公务员所占比例为10.6％；地厅级女公务员所占比例为13.2％；县处级及以上女公务员的比例为16.5%。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官员中，女性官员的比例继续大幅度提高将是必然趋势。

　　升降之间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9个省份有女性省委常委，女性省委常委已达到34名。其中，福建、安徽、辽宁和贵州都有两名女性常委。江苏更是在去年11月省委党委换届后罕有地出现三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地方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

　　放眼近期在政坛职位变动的中高层女性，50后成为绝对的中坚力量。仅有江苏省的王燕文、黄莉新为60后。出生于1962年的黄莉新2007年任江苏省委常委，2011年12月兼任无锡市市委书记。新晋女常委是正任职扬州市委书记的王燕文，52岁的她是军人出身，曾在兰州军区、南京军区工作过；又有共青团履历，曾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

　　这批履新的女官员，拥有高学位、高职称，起点普遍高。尽管在“文革”时期中断了正常的学校教育，也会在工作以后通过种种途径进行“补课”，她们中的大多数拥有党校的研究生文凭，就是证明,这些女性高官，90%以上都拥有党校研究生学历。按照目前国际衡量一个国家妇女参政水平的重要指标——女议员的数量和比例，中国的排名不容乐观，离联合国1990年提出的“妇女在立法机构中至少要占30％的席位”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1994年的第l2位下降到第51位，仅为21.3％。截至2010年1月，有47个国家的女性正部长比例达到了25％以上，其中芬兰的女部长比例最高，为63.2％。而中国排在第61位，女部长的比例为11.5％。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认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妇女参政的比例数不可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提高很快。位居前列的都是一些欧洲人口小国。”

　　打破传统

　　从机关任职开始晋升到省部级职位是女性高级公务员的主要成长路径，大部分地方的女性高级公务员都是从本省机关的初级职位开始，一步步晋升到现职。去年刚刚升职的安徽省委常委沈素琍，就是从地方教育局科员做起，历任外贸局长、县委副书记、省物价局局长，、到成为主政一方的铜陵市委书记。

　　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开展了“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成长规律研究”，该研究发现，女官员成长存在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等问题。这“三多三少”，成为女干部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以此次省部级女官员的调动来看，女性从政的传统有望打破。

　　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日趋密集，各省级领导干部交流加速。此前，女性官员一直被认为跨领域、跨地域交流少的局势有所改变。此次女官员调动中，原西藏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崔玉英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调任安徽省省长。而广西政协主席陈际瓦有跨三省份交流的工作经历。从基层干起，1996年就入省委常委的浙江省政协主席乔传秀既有跨省调动，又有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经历。

　　女性官员的业务范围往往是局限分管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等工作。但目前几位履新的女官员的工作经历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更多地涉入了政治决策的核心领域。经济学硕士出身的赵素萍一直做着自己的专长，从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到市委常委、副市长,再到市长、省委常委。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作为安徽的行政首长，承担着促进一省全面发展的重任。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黄莉新兼任江苏重点城市无锡市委书记。

　　此外，副职升迁的道路有望打破。曾经很少有女性担任党政一把手的经历。在本次履新的女官员中，王侠、沈素琍、赵素萍、王燕文都有主政一方、担任所在省份重要地市市委书记的经历，并有着可圈可点的政绩支撑。

　　在赵素萍曾经主政的济源，2011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03亿元，财政收入44.4亿元，人均GDP在河南省率先突破8000美元，人均财政收入全省第一。在抓经济增长的同时赵素萍也不让环境受损失，使济源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河南商报的一位媒体记者介绍：“前年11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刚刚去济源调研。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她在路上谈到济源山上的造林绿化，做得不错。卢展工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彼时周围的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一年后会成为省委常委。”

　　去年10月，赵素萍入选河南省委常委。11月，河南作为全国最后一个省份放开了双独夫妻二胎。“这被视为省委大多数领导同意的结果，而她在这件事上的争取值得关注。”熟悉河南官场的人士指出。

　　不容忽视的是，像赵素萍这样得到“一路高升”的女官还是少数。数据显示，女性在职务晋升历程中有较高的滞留率。女性较多地停留在中层和副职，成为高级干部的比例较低。她们从参加工作到担任省领导平均耗时30.4年。蔡霞表示，“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我认识的一位女干部，当了20多年副部级，愣是没有升迁。有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女干部是属于用一种不正当的途径走上去。这个可能在某些基层、某些下面有可能，你到了中高层再往上走，我觉得就不太容易了。”

　　政策之困

　　中组部2001年4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州、盟)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要各配一名以上女干部，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予要各配一名以上女干部，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和20％。”

　　不少地方都对党政机关中女性干部的比例作出了硬性规定。如北京就规定，市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应达30%以上。但这一政策在具体操作中，却带来一些有违初衷的负面效果。“现在提出了四大班子，至少有一名，比如他觉得就是为了保证你利益，所以必须得有一名，于是大家配一个女的就算完成任务。所以一些地方七凑八凑将女性、少数民族、无党派、知识分子拼到一个人身上，打造所谓‘无知少女’。有时候说实在的，不见得是最优秀的，反正我保证一个就行了。”原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妇女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马延军解释，“数量上看起来是比以前好了。这样便造成了女干部容易被越级提拔的假象，又人为缩小了女性干部的选拔范围，导致被提拔的女干部素质参差不一。”“这与我们后备干部培养工作有关，基层女干部不足，需要女干部都是临时抱佛脚。比如说部级干部也一样，十个里面只有一个是女同志，那么只有她了。所以我们要增加女性干部的数量，必须要从基层抓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

　　此外，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设立监督和促进妇女相关法律执行和政策落实的专门监察机构，没有明确的干部选拔标准。

　　大庆市女市长夏立华曾说：“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者的岗位职责标准，不会因为你是男性而提高，也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降低。”

　　现实中，女性的专业表现与工作能力往往不如外貌、婚姻状况引起外界的兴趣。“女性官员要获得认可，必须要成为绝对的佼佼者。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所做的努力要超过男性，她才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蔡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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