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从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驱动，尤其是让经济增长更多靠居民消费带动。早在1995年，这些政策意愿就出现在决策层和专家评论中。
遗憾的是，即便这种愿望在过去17年中长期存在，但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依然每年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不仅没升，反而从1995年的45%下降到近年来的35%。
为什么中国要降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且实现刺激消费就那么困难？是否真如某些评论认为，因为中国人天然地更有储蓄倾向，抑或还有其他原因？
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设计，也就是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
政府收入持续增长
在中国，民间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已经饱受争议。但是，更严重但长期被忽略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
如果我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95~2010年间，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不包括预算外的土地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等等）翻了9.2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而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仅1.8倍。
因此，即便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到国家收入之中，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代价是广大社会的所得占GDP比重越来越低。
从金额看，预算内财政税收在2011年达到10.3万亿元，相当于4.71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15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相比之下，1995年的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1.5亿城市居民或3.8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之和。因此，从1995年~2011年，政府财政税收相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倍多，比农村人口的收入多增长约3倍。
那么多收入被政府拿去，他们怎么用？更多地用在投资还是消费上？能不能在经济增速的形态和结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官员决策业绩评估的难度来找答案。
通常，财政预算和其他经济决策的政府行为的好坏是由上级领导和一般公众来评估，但一般公众意见的重要性远不及那些决策制定者的上级领导。
同时，由于这些领导都有任期年龄限制，他们对政策的长期结果也并不感兴趣。鉴于这个原因，经济政策制定者情愿选择那些可以立竿见影出政绩的投资项目，而回避那些对社会、人民生活非常重要的投入。举例说，基础建设和大型工业项目就在规模上非常讨巧，业绩可观性和进展速度快的属性，都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架构非常契合。
总而言之，中国几乎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已经促使财政税收无限制地增长，导致经济更加靠投资驱动、依赖出口，所以，限制征税权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改革之一。
国有经济是私人消费“抑制剂”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出仅占GDP约35%，但是，我认为这被严重地低估了，因为大量的国有企业实际控股、参股的企业没有被算进去。
如果把所有企业股份、资产和土地包括在内，政府拥有社会财富的60%~70%。这表示，过去32年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绝大部分财富效益，都被政府享有。
国有制是中国私人消费增长的主要“抑制剂”，它阻止了土地价值增值、企业产权升值所可能带来的对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
有观点认为，国有制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而且国有企业利润增长和国有资产增值应该帮助减少或消除对公民收入的征税。但在中国，大部分税收权力掌握在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手中，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也很少受到人大的监督制衡。
这也解释了当中国的总储蓄从1992年占GDP 41%增长到近期的51%，其中这10%的总增长中，有7%来自企业储蓄增长，其余源自政府储蓄增长，而私人储蓄占GPD比重的22%却没有任何改变。
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所占份额在减少，私人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骤然下降。这只会激化国内供需的不平衡，使中国甚至更加依赖出口，由此人民币必须处于低估值状态。
的确，国有体制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过去已经成功帮助中国实现高速工业化发展，但代价却是政府和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如今也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障碍。它不仅压制了中国的私人消费增长，也对全球的诸多不平衡负有部分责任。因此，中国必须进行国有资产改革，并且对税收权加以约束，必须减税。（作者为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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