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夏业良在2002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茶座》第7期发表了《给“张五常热”降温》一文，并在《文汇报》和《南方周末》发表了该文的修订版。

　　夏文认为张五常的学术观点“以偏概全、误导学生”。这些受到夏业良批评的学术观点包括：对数学的反感、反对博弈论的研究方向、反对产权理论中“界外效益”的提法、把整套经济学归结为三个基本点、斯密的《国富论》和费雪的《利息理论》都是后人望尘莫及的经典等。

　　此外，夏文还认为张五常喜欢借名人抬举自己。2002年4月，张五常到北京大学讲演，又吸引了大批记者前来观战。其间夏业良提问，张五常作答，事后夏业良表示并未改变看法。

　　出于偶然，终于通读了夏业良批评张五常的文章，才意识到我是不应该沉默的。是的，我几个月前已经瞥过这篇文章，只是觉得作者不了解张五常，所以没当回事。今天再细看，才体会到作者的弦外之音。我既是张五常的朋友，又认识夏业良，对夏文提到的内容也有了解，觉得应该写下自己的感受。

　　（1）

　　有人认为，夏业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出名。这样批评不得要领。诚然，说到名声，没有谁是不在乎的。夏业良不例外。看他在网上挂出的个人简历，除了学术文章和经历外，做过什么体面的接待工作，谁称赞过他，他都巨细无遗地罗列。这说明夏业良爱惜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只会衷心直说，不会为了出名而胡诌。胡诌只能博取臭名。

　　（2）

　　不过，虽说夏业良率直，但他文中没有一句是就事论事的学术批评。他只是把张五常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罗列出来，在它们前面冠以“在笔者看来，张五常的夸张倒算得上是石破天惊了，比如说……”，或“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竟然坚持反对界外效应理论……”，便自以为大“攻”告成了。

　　试问这算什么批评？难倒你觉得“石破天惊”就是错的？“产权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反对界外效应理论”？况且，既然张五常是“坚持反对”，而不是偶然反对，夏业良就更应该打醒十二分精神，去找张五常的推论来研读，而不是贸然指责张五常“竟然”。

　　事实上，连因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也是反对界外效应理论的。张五常的老师赫舒拉法曾经写道：“老教授们正在争论着张五常究竟是谁的学生。科斯说教了张五常成本与界外效应（那是说，为什么没有界外效应）。”

　　我不是要由此证明科斯和张五常的观点正确，正确与否是另一回事。我也不打算考证他们谁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谁来领功倒是次要的。我只是想告诉夏博士：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张五常和科斯一致认为没有界外效应，这竟然是事实。

　　（3）

　　据我所知，张五常的那些观点，包括对“界外效应”的批驳，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厘定，对价格管制分析框架的彻底重建，对博弈论和经济学充斥抽象数学的批评，都是他30多年来苦心磨砺的学术心得和贡献，而绝不是在演讲和散文中的信口开河。

　　思想可以比说话快很多。这一点在张五常身上格外明显。在交谈时，你一问，他就想到千言万语，结果是支支吾吾，只答你一句最要害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把他的片言只语记在心上，事后反复思量，并一再重读他的论著，这样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一脉相承。我的经验是，不少自以为高明的发问，他往往早就写过答案。

　　张五常在北大演讲时，夏业良提问“为什么现在的MBA学费比几年前贵，但现在想读的人反而更多？”张只是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夏后来对记者说张五常答非所问。我认为夏业良这次也仍然是衷心直说，但这样的衷心直说，只能表明他尚未掌握需求定律。

　　（4）

　　关于“三招变两招”。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局限条件下求利益最大化”，二是“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这一观点最先发表在他1998年出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词中。要说明的是，原文的核心是三点，即还有“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项。事隔两年，他进一步简化，变为两点。

　　显然，这是张五常穷30年探索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在准备这篇演词时，张五常曾把稿子寄给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替他作了修改，并评价这篇论文为“经典之作”。滑稽的是，它到了夏业良那里，便成了张五常“以偏概全、误导学生”的主要把柄。

　　夏业良自称拜服弗里德曼，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但认得他老人家的外貌，未必认得他老人家的思想。我想，张五常“三招变两招”的经过，要是出现在一篇标明经弗里德曼润色的“会长就职演词”里，夏业良大抵不敢这么说；可它偏偏出现在张五常的大白话演讲中，就难怪夏博士认不出来了。

　　（5）

　　再说张五常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批评。张五常早就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释真实世界，而不是构筑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张五常的抗议，有排山倒海之势。他最近受到国内某些专搞数学的“经济学者”指责，与他撼动了这些人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有关。

　　然而，对滥用数学提出质疑，并非只有张五常一人。几年前我到美国拜访阿尔钦——他就是张五常左一句“Armen”、右一句“Alchian”的启蒙老师艾智仁。我在他办公室闲聊时，进来另一位面善的老人。阿尔钦笑嘻嘻地介绍说：“这就是德姆塞茨，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兆丰。”

　　寒暄之后，德姆塞茨教授说明来意：他是送文章来的。我一看大惊：是张五常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该文慨叹经济学中数学取代了思想。有人把它逐段译成英文，在张五常母校的师友间流传。阿尔钦把文章放进皮包，说要回家慢慢读。后来，我又和阿尔钦谈起五花八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他老人家说，那些陈腐的数学模型都不值得编进新的教科书里。他年轻时也曾摆弄过类似的玩意，现在想起来觉得羞愧。

　　“阿尔钦”这个名字，夏业良也认得。夏说自己曾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阿尔钦”条目是由张五常撰写，而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不论是张五常，还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都是反对滥用数学的。我不敢说夏公好龙，但动不动扣人“误导学生”的帽子，未免冒失。

　　（6）

　　对于张五常的学术贡献，夏文是这样评述的：“笔者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他在产权经济学方面曾经做出的贡献，虽然这种贡献在过去20年中已经被他自己放大了许多倍，似乎弄到他自己都相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我想，不管得什么奖，多少要靠运气，得不到就是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殊荣，必须有更大的运气。所以，我们一般都愿意祝福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得奖，其中也少不了祝福张五常。

　　但夏业良不是这样祈望的。这不要紧。不过，他既然如此贬损张五常的学术贡献，我便想借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瓦伦对张五常的评价，来给读者一个对照，看看没有资格评奖的人这么说了，有资格评奖的人又是怎么说的。

　　瓦伦写道：“关于这个经典的发展，我想，要选出一些明显而又没有疑问的主导研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那里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年青学者，应用那新的工具以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事。其中一个是30岁的张五常。如果胜利的桂冠应该授予某人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这个人”。

　　（7）

　　再说夏业良对张五常生活逸事的批评。张五常说自己曾经教过容国团乒乓球入门，但两个月后就比不过他，于是自知没有乒乓球的天赋。如此而已。对容国团，张五常感情至深，写过催人落泪的《忆容国团》。而夏业良却在这段故事旁边加上脚注：“此说真伪已无法找容国团核实了。”

　　张五常儿时的玩伴，容国团的家人，许多今天还健在，夏博士大可以去求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把这段脚注告诉张五常，张五常竟朗声大笑：“死无对证？你告诉他，张五常也说自己教过贝多芬作曲，那也是死无对证的，他怎么不去说呢？”

　　（8）

　　张五常又说过一个故事。1988年，在无锡一个破茶寮里，他和弗里德曼遇到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认出了张五常，于是上前打躬作揖；而当张五常介绍身边的弗里德曼时，那青年就站不稳了。夏业良给这个故事注释道：“1988年的大陆青年中对张五常那样了解和倾慕的大概只有他的亲戚。”

　　其实，1988年的大陆青年，并非个个都是1988年的夏业良。早在1985年，现北大教授周其仁就已经在北京读到“私印”的《卖桔者言》；1988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卖桔者言》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出版，首印32,000本，一售而空；1988年9月11日，弗里德曼入住上海希尔顿酒店后，一位厦门大学的女同学登门求见，她当时已在翻译弗里德曼的著作，自费来上海只为听一场演讲。

　　我认为，任何一个有求知欲的青年，只要读过《卖桔者言》，就难免想恭维张五常几句；任何一个愿意为弗里德曼无偿倾注精力的青年，若忽然遇见弗老，都难免喜不自禁。顶多可以修正的是，若那青年恰好是夏业良，当然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9）

　　夏文的修订版呼吁要为“张五常热”降温，要同学们不要过多关注“下场的主力队员”，而应该把仰慕的眼光转移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身上，其中包括杨小凯和钱颖一等人。夏业良不知道，学术可不是时尚，从来没有地域和年龄标准可言！

　　但说到提携后辈，我知道张五常曾经力荐过一位“出自清华、资历一流”的华裔经济学者接替他的教职，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张五常还因此大发牢骚。这个人就是夏业良所说的钱颖一。对比之下，夏生劝别人不要“仰慕”张老，就更显酸溜溜了。

　　我与夏业良有一面之缘。前年，他向我任顾问的报刊投稿，编辑问过我意见；去年，他主动请求把他的文集加入以张五常打头阵的经济散文系列出版，出版社问过我意见；最近，他又去信代理张五常作品的花千树出版公司，请求在香港出版他的文集，编辑又来问我意见。我读过他三篇文章，前两篇是关于“微软垄断”和“价格听证会”的，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一篇写得最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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