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北京依然寒风凛冽。
位于北京大学校园西角的图书馆内，没有回家过年的吕锦正在仔细阅读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书。“书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和他的三个弟子合写的，书很有意思，观点很鲜明，所以趁着空闲翻翻。
在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颇为醒目。
“厉教授已经75岁高龄了，但他每天忙得像个快乐的陀螺。”他的一个学生很是感慨地告诉记者，这个鸡年春节，厉以宁的忙碌没有丝毫减少。记者连续几天打电话到他家，除夕前三天，都是家中的保姆出来挡的驾：“厉教授刚刚忙回来，让他休息一下吧，你明天这个时候再打来。”
时间的指针落在晚上21：30.采访中，不断有人提起去年飘雪的圣诞节厉以宁引发的一场风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厉以宁慷慨激昂，抛出了“杀富不能济贫”的个人观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中产者的队伍难以扩大，而且会使经济失去活力。”
这个观点在发表的第二天就引起了海啸般的质疑和反对，而他反应淡然地说：“对于批评我的文章，我都不回应。”
这就是厉以宁，有着多重身份的他最愿意面对公众的，就是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公开或半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活跃异常。对于他的活跃，他的影响力，坊间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断在臆测着其观点发表的原因，争论不休。厉以宁，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经济学家。
“厉股份”
说起厉以宁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就不得不说到“股份制”。经济学家的名字往往与一些新名词紧紧相连，比如“吴市场”（吴敬琏）、“杨承包”（杨培新）、“有计划”（有林）、“曹破产”（曹思源）等等。而“厉股份”是厉以宁在上世纪90年代被冠以的一个非常有特征的别号，由于当时他积极倡导股份制。
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已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潮。对此，厉以宁看得很透彻也很谦虚：“股份制在中国得以推行有赖于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那是在1980年夏季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和我一样，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鲍恩荣，他们都建议要进行股份制试点。80年代初，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等也曾多次发表类似的观点。怎能说我是股份制在中国的首倡者呢？”
厉以宁也表示，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最好的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更好。主要是这个时期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被认同了，比如“股份制是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民营经济等。厉以宁说：“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学者之一，这些年来厉以宁在参与决策、影响决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对股份制的推进，那一段时期他不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终于实现了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其次，他亲自主持了《证券法》的起草工作，他当时担任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第三，负责全国人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四是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厉以宁建议政府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证明这些政策起了作用；五是带领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行发展民营经济专题调查，给中央写报告，积极倡导发展民营经济；六是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还兼任过两届环境经济专家组组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往往只要谈到这里，厉以宁就会特别强调，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他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同事们一起承担的。他还参与起草和修订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厉以宁敢于述说自己的观点，比如去年年底，他接连发表了诸多讲话。2004年年初，厉以宁在“第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表示，民营企业不应有原罪感，民企产权一定要明晰。12月初，他就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处在正常发展之中，国外经济学家宣扬中国房地产价格充满泡沫或市场即将崩溃是别有用心，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阴谋。12月中旬，他又豪言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认为不管国家计划定多少，但是2005年实际增长率可能在8%到8.5%之间。而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2月底“第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杀富不能济贫”的观点。
厉以宁言论的高调引发了很多争论，也招来了很多质疑。近两年，尤其是2004年，厉以宁的言论被“民间”骂得狗血喷头。被骂的原因大体上都是：不体恤弱势阶层，为富人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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