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桂希恩：“我经常偷偷摸摸地做正大光明的事情”

图：程保印

　　桂希恩，我国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首批人士之一。

　　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疾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迄今一直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

　　2004年9月22日，桂希恩因胆结石晕倒在卫生间，醒来之后，他坚持边打点滴边看门诊。

　　“你们找错人了！”

　　“你们找错人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大院子里，桂希恩伸出手：“你们迟到2分钟。”

　　医院的门口和办公大楼上，“学习桂希恩，做好本职工作”的大横幅红得鲜艳。

　　每年艾滋病日到来时，桂希恩都比较烦，他厌烦记者占去了他大量时间。“这样让我碌碌无为，感到羞耻。”

　　提到中国防艾的现状，他力赞政府的逐步开放和努力。

　　“好，形势大好！我感到高兴。如果见到这种变化不高兴，就有问题了；但变化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说河南花这么大劲帮助病人都不好，谁说这个话这个人就没有良心——提意见就是要人家做事，让他们改进。”

　　这位直接向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写信，以其扎实的科学数据揭开河南艾滋病问题的科学工作者，以极大的勇气承担着一个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和责任。

　　“偷偷地做光明的事情”

　　1999年6月底，桂希恩第一次来到河南上蔡，开始接触他防艾历史上第一个艾滋病人孔留柱。那一次共抽了11个血样，发现有10个HIV阳性。

　　这让桂感到震惊——因为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

　　桂希恩第二次到上蔡县向当地卫生局报告说发现这个地方有艾滋病。他本想7月份放暑假时，带一个医疗队到这儿来，同时对这个病做一个调查。结果当地官员拒绝了桂希恩的请求，之后，桂希恩在地下开始了自己艰苦的调查。

　　“我经常偷偷摸摸地做正大光明的事情。”桂教授回忆这段历史时，幽默地说。

　　他忽略了2001年春天在当地官员的监视下进入村庄，以及被抓的经历；忽略了在河南调查时，在艾滋病高发县的小旅馆里，接到色情电话和性工作者到房间骚扰的事实。

　　偷偷摸摸采回来的样，超过一半是阳性。 “我看到一个更加可怕的瘟神来到了这个地区，我还担心我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桂希恩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不管这件事会不会有人责怪我，良心会责备我的。做传染病工作的，遇到这种情况还不过问，我觉得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他坚持要引起河南的重视——但他们没有任何行动——桂希恩决定哪怕冒一点风险，也应该去把它搞清楚。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报告给了河南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李岚清副总理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我之所以敢给李岚清写信是因为我有数字。”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北京。

　　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也和缓了很多。但桂希恩的科学精神扫了他们的面子，不快仍然在一些官员的骨子里。

　　一位当地官员对桂希恩说：你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河南来了？这让桂希恩有点生气：艾滋病是没有国界的，哪里来的省界？

　　在桂希恩等人的合力推动下，河南的艾滋病终于引起重视。从雪藏到公开、从数据很少到数据多起来，从对媒体遮掩到让媒体公开报道；从小范围的重视到70多名官员驻村，桂希恩当年防艾的孤单脚步声，正在变大。

　　“林则徐会不会掉泪？”

　　桂希恩的身上充满了强大的科学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气质，还有对待危险的极大勇气。

　　桂希恩的小组有一次抽140份血时，一名护士扎了自己。回到武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病人的血拿来查，是阴性的，她不可能感染。以后，抽取血样的事都是由桂希恩一个人干，他再也不让他的同事插手。

　　2004年6月11日，温家宝走进了桂希恩的家。

　　桂希恩说：“中央对防治艾滋病越来越重视，政策也越来越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桂希恩对总理说，林则徐当过湖广总督，湖北禁烟成效显著后到南方去禁烟，鸦片战争后把他发配到伊犁，他还在为边疆的建设做贡献。当官敢跟英国人打仗，发配以后还在为老百姓做事，如果林则徐在天有灵，他也会掉泪的。“我们如果不把禁毒工作做好，实在对不起林则徐！”

　　他说，我们比林则徐更有理由把禁毒戒毒这个事情做好。“我希望和大家一起，为老百姓做更多有益的事。”

　　座谈会上，温家宝温情显露，他表示，应该“还国家一片净土，还艾滋病患者一个美好的心灵” 。

　　在桂希恩这里检查血清呈HIV阳性的有六七百人，主要是河南和湖北的患者。桂希恩从来没有统计过自己接触的艾滋病人数。“判断疫情是政府的事。”他说。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艾滋病患者约84万，加上去世的，应该已经超过了100万。中国现在活着的84万艾滋病人中，只有6万多被发现了，不到1/10。美国的艾滋病人估计也就是80来万，但是六七十万已经被查出来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还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有些“不太人道”的观点，让桂希恩不快并不安。这种愚蠢的观点认为：等1990—1995年期间卖血得艾滋病的这些人死光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发病率就降下来了。

　　桂希恩只想踏踏实实做研究。“最近，美国霍普基金会要跟武汉大学合作，培训我们的医生。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好好学，回去再教当地的医生。’我们计划招收的第一批50名学员以湖北的为主，也有河南的，将来的培训面还会扩大。如果我们能申请到克林顿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培训就可以长期办下去。”

　　桂希恩办事极其规矩，但不妨碍他的幽默。他笑眯眯地问：“你见高耀洁的时候她骂我了吗？”“我们都在为艾滋病做事情，不过方法不同。”

　　“我饿了。晚上要加班。”他要准备第二天的演讲稿。

　　采访结束，桂教授背起包，穿过医院的长廊回家。

　　告别的方式有些特别——记者急着找厕所。刚才急着回家的桂希恩猛地停下脚步，非要领记者去找卫生间，他再次穿过长廊，指了指卫生间，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程保印

　　与桂希恩比较起来，无论是名气，还是所做的工作，程保印、雷延华——上蔡县中医院的两名普通外科医生，都差距太大。

　　但，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无名英雄。

　　正是他们的“牵线搭桥”，1999年，桂希恩才能“机缘巧合”地揭开了河南上蔡文楼艾滋村的盖子。 程曾被当地干部打得头破血流。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