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

　　7月9日，新供给2016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和讯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结构性问题。一是结构性通货紧缩，二是结构性失业，三是结构性错配。借鉴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国当前应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双侧发力，从改革与刺激双轮驱动。

　　关于供给侧对策方面，魏加宁认为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僵尸企业退出问题。

　　关于需求侧对策方面，要区分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传统的需求，要找准发展瓶颈，推进结构性的扩张政策。对于新的需求，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魏加宁强调，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经济恐怕连“L形”都没有，只有危机。如果能够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宏观刺激政策，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明确的规律，我们把它叫做改革周期。就是每当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基本规律，顺规律者昌，逆规律者衰。”魏加宁补充。

　　以下为实录：

　　魏加宁：以下所讲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一、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结构性问题。

　　1.结构性通货紧缩。

　　PPI已经连续51个月负增长，但CPI仍然为正的，这和1998年那一轮通货紧缩有所不同。并且，CPI里面，食品价格又高于非食品价格，这跟1998年也不一样。由于食品价格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更为敏感，所以在研究通货紧缩时就不得不高度关注。

　　2.结构性失业。

　　现在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东北、西北下岗职工、待下岗职工越来越多，而且据说，东北每年流失人口高达200万-400万；但是另一方面，再去东南沿海——广东、浙江看看，由于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都在拼命地开发机器人(300024,股吧)、引进机器人，提出的口号是“用机器换人”。原因是现在的用工成本在上升。根据我们中心的企业家系统调查，目前人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在用工成本方面，有所增加的占到了57.8%，明显增加的占到了24.5%。在企业家中，“有意愿用机器人替代人”的企业家，现在已经占到了65.9%。也就是说，一边是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另外一边是拼命研发机器人，用机器来换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矛盾现象。

　　3.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自己所在的领域是存在产能过剩的，企业的设备利用率也是在下降的。另一方面，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哪个大城市医院不是人满为患？为什么？因为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老龄化，随着医保的改善，医疗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在供给方面，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或者说不想拿出这么多钱来办医院，也不允许民间资本进来，不允许外资进来。上海自贸区有许多外资医院注册了，但是开不了张。教育也是，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发愁？从上好幼儿园就开始发愁，上好小学、好中学、一直到上好大学，——还有大量的孩子到国外去留学去了。再有就是“养老”，《北京晚报》去年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消息，说是在北京要上官方的养老院需要等100年！——像这样的一些领域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供给严重不足。根据我们发展中心的问卷调查系统显示：企业家看好的行业里，养老排在第一位。所以我说，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这么三个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经验（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宏观部分，2009）。

　　对于朱镕基政府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进行回顾，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朱镕基政府是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方面入手的。首先在需求侧，一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5100亿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二是银行配套贷款，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与国债大体相当。同时，实行名为“稳健”实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7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三是实施住房制度改革，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四是推动加入WTO，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其次看供给侧，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实行民营化；二是将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上市。另一方面，扶持民营中小企业，承接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包括国家经贸委成立中小企业长，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增加给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国家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提高出口的供给能力。因为当时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是不能直接出口的，必须卖给上海、广州的国有贸易公司才能出口。1998年我陪吴老师去浙江考察民营企业，在后来的报告里头吴老师就建议，要给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后来被采纳。

　　回过头来看当时朱镕基政府采取的措施，实现了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首先，在需求方面，修公路以后，汽车需求增长，然后通过引进外资，导致汽车产业的大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实施住房商品化，住房需求快速上升，导致房地产业大发展，加上相关产业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再有就是出口，一方面通过加入WTO，出口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导致出口快速增长。

　　所以实际上汽车产业、房地产、出口是拉动上一轮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三个引擎，都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的。实施的效果大家也可以看到，1998年以后，国有经济的投资是逐步下降的，而民间投资是在上升的。

　　三、关于当前对策的一些思考。

　　中国当前如何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呢？我想应当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双侧发力，从改革与刺激双轮驱动。

　　关于供给侧对策方面，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实际上一直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加强党的领导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地强化民主监督。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要把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统统披露给社会公众。因为13亿中国人都是所有者，当然有权利知道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的盈利到底是怎么来的？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工资待遇是多少？这样的话，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我相信，13亿人里一定会有较真的，这种监督比那种依靠自上而下派几名干部来监督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二个要发展民营经济，就需要给民营经济重新定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好，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好，还是供给侧改革理论，都要把民营经济的定位说清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理论上要说清楚，法律上要给可靠保证。

　　还有一项就是僵尸企业退出的问题，必须打破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囚徒困境”。

　　关于需求侧对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区分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需求，应该看到，目前的实际增长速度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推进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类似当年三峡大坝这种大型项目。三峡大坝二期工程就是在1998年开始干的。因此，要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所以我很同意前面贾康等专家所说的，城市的管道设施、水利设施，一些交通的瓶颈，一些重大的项目，应当抓紧建设。但是要采取PPP的形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投向那些有效益的重大项目，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关于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家用电器。200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进入了第四个周期，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前面讲了，教育、医疗、养老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我的初步想法是：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样一些方式去补需方，然后供方就可以放开了。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就可以增加供给，提高效率。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又能够保证公平，还可以使公众能够拥有一定的选择权。

　　总之，我相信，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经济恐怕连“L形”都没有，而是危机了。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改革、推动转型升级的话，并辅之以适当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我相信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明确的规律，我们把它叫做“改革周期”。就是每当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基本规律，顺规律者昌，逆规律者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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