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阳村，毗邻黄河北岸，现有1600多人口，荆、谭、令狐为村里三大姓氏。 澎湃新闻记者 李闻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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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政策幼弟令完成被调查：他们背后的平陆令狐家族

　　澎湃新闻记者 李闻莺 发自山西、北京、陕西来自澎湃新闻

　　编者按

　　10月23日下午，国内多家媒体引述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内地商人令完成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令完成最近曾离开内地，取道香港和新加坡赴美，但之后又回到内地。令完成的另一个化名是王诚，职业是商人。

　　南华早报报道，与他的哥哥不同，令完成并没有从政，而是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业余高尔夫球爱好者。在北京顶级高尔夫球俱乐部中，“王诚”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名字，并且赢得了好几个业余高尔夫球赛冠军。 2009年，王诚当选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会员。消息人士称，令完成是一个低调的人，只与信得过的几个人打球。

　　今年6月19日17时31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令政策和令完成都来自于山西运城平陆的令狐家族。在家中，令政策排行老二，令完成则是家中幼子，他们的父亲令狐野曾是在延安时期备受尊敬的一位老干部。

　　澎湃新闻了解到，令完成高中毕业后，在平陆县常乐镇后村小学教过书。1977年高考恢复，他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但是不太满意。之后，令完成去了常乐中学补习，1978年再次报考，并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新华社，在其旗下杂志《瞭望》周刊当过记者。

　　一些平陆老乡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在聊天中得知，令完成干得不错，后来还当过新华社直属广告公司老总。他离过婚，又娶了一位女主持人……

　　最近七八年，令完成和平陆老乡渐渐断了音讯。

　　令狐家族几十年的兴衰起伏，令人感叹不已。

　　“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

　　这首民谣描绘的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山西省黄土高原一带特有的民居村落景象。其时，位于山西南部的运城市平陆县，偏远、贫瘠、老百姓还住在地下的窑洞，黄河三门峡水库刚刚启用。

　　也是这个时期，平陆县城向西30公里的常乐镇，新迁来了一户人家。

　　男主人黑黑瘦瘦、表情严肃、模样总觉得似曾相识。女主人白皙、微胖、脸上总挂着笑，听口音又不像本地人。

　　他们带着大大小小5个孩子，住在小镇路口拐角的一个院子里，房子还是跟镇上的铁木业社租的。

　　“狐野回来了……”随着有人喊出这个名字，大伙儿的记忆才被唤醒—这不是洪阳令狐家的老四么，老早就听说参加革命了。

　　回来的正是令狐野。

　　投奔延安

　　令狐野本是常乐镇南的洪阳村人。

　　父亲令狐益三是个老中医，平日里种地、看病，在村里是德高望重的人物。

　　老中医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别是新颖、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经，听起来颇有几分诗书味道。

　　令狐野就是四祥，令狐益三的第四个孩子。人如其名，个性也是最“野”的。年轻时跟着父亲学医，没多久就投奔远在西安的表姐，号称要学西医疗法。

　　学成归来后，令狐野在村里开药铺，设门诊，还学习西医模式，加入了挂号程序。

　　可村里人不吃这一套，药铺很快就开不下去了。他跑到周边几个地方尝试，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一位同乡的指点下，令狐野过黄河、经西安，走向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其时，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正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境。李维汉曾在其著作《回忆与研究》中提到，红军到达前的陕北一带，卫生条件极差。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有3%。

　　学过医、开过药铺的令狐野，自然有了用武之地。

　　《陕西省志·卫生志》记载，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

　　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汪石坚（锡曾）为医生。在此前后，汪东兴、丁钱辉任协理员。

　　协理员汪东兴就是后来协助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

　　1939年四五月间，因河防吃紧和敌机袭击，边区医院决定迁往安塞。身为医务科长的令狐野，直接参与并负责安塞新址的修建。

　　医院在安塞开办后，令孤野继续担任医务科长。欧阳竞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为高明，协理员翁祥初，边府特派员赵国根。

　　1939年12月，由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保健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代替西药，供给各院各卫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厂长，令孤野担任副厂长。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梁金生任厂长，令孤野、劳东为副厂长。

　　十三级干部

　　离开时还是毛头小伙，此次回乡，令狐野已年过50。

　　和他一同回来的，除了妻儿，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那时全县也没几个非农户口。”平陆县一位老者对澎湃新闻介绍，按照当时我国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这是比县长都官大的人物，全县上到老下到小，没有人不知道这户人家。

　　而在常乐镇十多公里外的洪阳村，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

　　这是一个依黄河而形成的村庄，不远处就是光绪《山西通志》里提及的“洪阳渡”—它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村里有1000多人，荆、谭、令狐是三大姓氏。

　　令狐族谱记载，令狐原本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水经·冻水注》也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春秋时期，毕氏后人毕万屡立战功，晋献公将他封在魏地（今芮城、平陆一带），并赏赐魏姓。若干年后，毕万的后代魏颗又立战功，晋悼公封魏颗之子魏劼到令狐地，并将令狐姓赏赐于劼。

　　令狐后人多好学，出过不少举人、进士，唐代时朝中为官者数人。只可惜此后家族衰落，到明朝只留下两户人家，一户居住在平陆县狐家凹，一户居住在临猗县王鉴村。

　　洪阳村令狐家，便是平陆县狐家凹一支的延续，论历史已有2600余年。

　　令狐野回到平陆时，父母已过世，村里还有不少亲戚。其中有一个姑娘叫令狐桂英，小名爱女，身份最为特别。

　　“爱女是狐野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在洪阳村民的讲述中，令狐野的另一段往事浮出水面。

　　令狐野投身革命前，娶过同乡一位姑娘。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去了延安以后，他认识了同为医护人员的王黎明，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和地方，离婚是件天大的事。

　　令狐野的选择，让第一任妻子异常尴尬。她一生没有再嫁，伺候公婆，抚养幼女，一家人的关系也显得格外微妙。

　　“爱女和她爸感情不太好。”洪阳村的老人说，爱女脾气和令狐野一个样，一个字—犟。

　　十几岁时，爱女背着红枣、核桃去陕西看父亲，令狐野偏不要，让背回去，父女间自此有了隔阂。

　　因此，告老还乡的令狐野，不回村里居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彼时，洪阳人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1957年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两岸上千村庄被淹。刚刚完成搬迁的村民，正忙着恢复生产生活。

　　安居常乐

　　“十三级干部”令狐野在常乐镇安了家，没过多久，也有了自己的房子。

　　上个世纪60年代，平陆县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地窨院。说白了，就是在地下挖个10米左右的深坑，四壁凿出窑洞，一般为10孔-12孔。

　　这类建筑冬暖夏凉，而且不需要钢筋、水泥、砖瓦……造价低廉，在平陆十分普遍。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全县地窨院达到2万多座。

　　令狐野先是在常乐镇南边的上皎村凿了一个窑洞，土质和周边环境似乎不太行。于是他又找到时任常乐后村的村支书蒋守立，希望再打个延安式的窑洞。

　　“你是，还是打个报告吧，上面同意，我这边就没意见。”蒋守立解释，一般情况下，普通窑洞占地七分，延安式窑洞占地一亩，这个主不是他能做的。

　　很快，令狐野拿来了上级领导的批复。两个月后，后村西北方向，一个全新的窑洞出现在人们面前。

　　它有12个门洞，雕花门窗，屋子内部两侧是贯通的，不出门就能从东侧房间走到西侧房间，这也是延安式窑洞的一大特点。

　　作为全县少有的干部家庭，住在常乐后村的令狐野一家，无疑是备受瞩目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家人经济条件不错，夫妻俩都有退休工资，平日里买水果、鸡蛋都是一包一包、一筐一筐往回搬。

　　不过，他们家穿的、用的都很普通，5个孩子时常都是一身旧军装，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

　　令狐野出生于1909年，这位经历了晚清、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的“老革命”，有着极强的阶级观念。

　　他会给生产队的社员发放防暑药品，给周边村子的赤脚医生免费培训，也会给上门求诊的穷苦老百姓看病。但对于富农、地主，别说看病，他连自家大门也不让对方迈进来。

　　一位后村村民还记住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小时候，村里的男孩经常打打闹闹。

　　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和令狐家的孩子打闹，令狐野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富农或地主成分的孩子动手，令狐野就把这叫做“阶级报复”。

　　“老汉可倔了，脾气暴躁。”在多位后村老人的记忆里，令狐野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令狐野生性耿介，为人真诚，也要求别人应该诚实。

　　平陆县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干活，令狐野除了付工钱，每天还给每个人发一盒烟。有个小伙子说他不抽烟，老先生便不勉强。休息时，他却看到这个小伙子也在抽烟。

　　“你不是说不吸烟么？明天就不要来了。”令狐野说得很直接。

　　相比之下，妻子王黎明要和气许多。她比令狐野小10岁，时常带着自己制作的酸菜送给邻里乡亲。

　　不知是不是因为落脚后村时帮过忙，蒋守立算是能跟令狐野说上话的人。

　　这位老支书能够觉察到比村民更多的信息：令狐野的身体不太好，他的右胳膊抬不高，为此他还自嘲“这只手跟木棍没啥区别”。

　　有时候，令狐野也会和他讲讲过去的经历。

　　“离开延安后，他去了北京，又在河北石家庄和陕西临潼的疗养院工作过。”蒋守立对澎湃新闻回忆，“令狐野曾告诉我，自己在石家庄的疗养院工作时说错了话，才被调到了陕西临潼的华清干部疗养院。”

　　高干子女

　　由于缺乏更多资料，蒋守立的说法无从考证。

　　可以确认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令狐野确实在陕西临潼工作过。这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资料显示，1954年，陕西省卫生厅决定新建陕西第一干部疗养院，地点就在临潼骊山脚下，面积5025平方米。

　　该疗养院之后更名为陕西省华清干部疗养院，1955年左右投入使用。

　　多位在华清干部疗养院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对澎湃新闻表示，令狐野担任过该院副院长。那时，他就给大家留下了暴脾气的印象。

　　“不好处，老跟别人意见不同。”一位和令狐野共事过的医护人员坦言。

　　时隔半个世纪，当年的同事都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对令狐野一家的记忆，还有5个孩子的名字。

　　“方针、政策、路线、完成……”老人们没想到，当年满街跑的小娃，如今成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2007年10月，《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5人姓名的由来。

　　不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平陆，令狐野家的5个孩子正值青春年少。

　　老大令狐方针1950年出生。他高高瘦瘦、眉清目秀，因为成绩一般，在常乐后村念完高小后，就去了分数要求稍微低一点的张店中学。

　　老二令狐政策比大哥小两岁，也在后村念的高小。同村一位姓裴的小学同学对澎湃新闻回忆，政策从小就成绩好、老实、不太爱说话。

　　老三令狐路线1954年出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爱唱爱跳，是个活泼的小胖妞。

　　令狐野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叫令狐完成，大约1959年出生。刚回到平陆时，他还是个黑黑胖胖的小家伙。

　　“”的光环下，5个孩子也得到了更多关注。

　　一位和令政策年纪相仿的后村村民称，除了大一点的令狐方针，小时候，他经常和令狐家其他几个孩子一起玩。

　　“政策、路线、完成，每人头上都有三个旋儿，我看过的。”在他眼里，这个小小的特征，已经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不同寻常。

　　传奇色彩的笼罩下，令狐家的孩子也在一点点成长。

　　几位平陆同乡对澎湃新闻回忆，令狐野管教很严，尤其重视子女教育。他们家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国家大事，增长知识。

　　令狐家的孩子也表现出良好的家教。他们懂礼貌、爱看书，不像一般的农村孩子到处疯跑，出去玩也会按时回家。

　　除了令狐方针，其他四兄妹都先后进入镇上的常乐中学读书。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还在念初二的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去了北京。

　　红色基因

　　1968年，令狐家迎来一个重要节点。

　　这年2月，大哥令狐方针应征入伍，成为青岛某部队一名海军战士。7个月后，老二令狐政策初中毕业，正式迈入社会。

　　当年全国上下，正掀起一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年仅16岁的令狐政策，也怀着一腔热血去了离家80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县东曹川一带的深山中。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对澎湃新闻描述，当时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狐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在大家眼里，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他就离开硫磺矿厂，回到常乐，在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

　　和令狐政策一起在公社医院抓药的一位老同事回忆，年轻时的政策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大家在一起，无非就是聊天、轧轧马路、学骑自行车。曾经有人还给他介绍过一位加工厂的姑娘，不过政策没看上。

　　1971年，对令狐家而言又是一个重要年份。

　　这年年初，常乐中学恢复了此前因“文革”爆发而停办的高中，令狐路线成为办学恢复后的首批高中生。

　　也是这一年，令狐政策有了走出平陆的机会。

　　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7月，令狐政策进入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去了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