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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5日，江泽民、朱镕基陪同邓小平与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共贺新春佳节。
六、朱镕基借力小平推浦东开放：“连夜加班赶报告”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
1990年1月，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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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
就是这样的鼓励，同年2月下旬，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到上海视察，朱镕基向他汇报时也提到，上海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政策，那时深圳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上海却举步不前，胆子还太小。所以，连汇报都不敢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
不过，就在春节里送邓小平走的时候，他的几句话对朱镕基鼓舞很大。
邓小平说：“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另外又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
马上，邓小平又讲了一句话鼓励上海：“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瓜子灵光。”他还说：“肯定比广东要快。”朱镕基感到莫大鼓舞，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
当时，江泽民已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也变成了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不过，也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会有意见。
朱镕基就向邓小平同志说，“泽民同志是从上海去的呀！我们不便和他多讲。”当然，这话的意思就是，最希望邓小平同志亲自发话。那样，谁也没有意见了。
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见前他对在场的包括江泽民、李鹏在内的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邓小平还说：“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他的话当然有雷厉风行的特点，所以，当天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叫何椿霖（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同志给朱镕基打来电话，讲了一些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和一些意见。
同时，何椿霖还问朱镕基，有没有个东西啊？因为一个书面报告总比口头说法好。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讨论了两三个月了，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结果，当天晚上朱镕基就改好了，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等见到了乔石，朱镕基就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
他还代表上海保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这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让上海获得新的活力，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新传奇。这些业绩，都有赖当年朱镕基及当年班子领导深谋远虑及全力推进。
七、朱镕基狠推上海金融中心：“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
1988年2月6日，朱镕基正式到上海工作，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听市财政局汇报。
朱镕基后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但是搞了一年，他感觉到光靠财政还是不行，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长，差不多每天都碰到金融的问题。
特别是1989年1月，罗时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来找朱镕基，当时年初农村要分配，需要10亿元，但是他那里没钱，头寸都没有，没法分配，紧张得很。但是朱镕基手头也没有钱，最后他们一合计，只好东拼西凑。
于是，朱镕基和江泽民同志两个人给姚依林同志打电话，把钞票厂5亿元的头寸先调出来急用；另外，又让彩电、冰箱下乡，一下子差不多抛出了4、5亿元的物质，收来了的资金就用来转帐。这样借了5亿元头寸，5亿元转账，才把10亿元的农村分配问题解决了。
这个事情让朱镕基感触非常深，所以，他认定金融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企业、对政府，对上海、对全国都是如此。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和龚浩成（时任央行上海?a href="http://q.stock.sohu.com/cn/601988/index.shtml" target=_blank>中行谐ぜ婀彝饣愎芾砭稚虾７志志殖ぃ┧担遣皇强梢钥桓鼋鹑谧富幔虾９ピ蔷戎泄慕鹑谥行模泻芏嗟淖遥夥矫娴拇右等嗽焙苁煜そ鹑谝滴瘢乱淮囊幸灿泻芏嗳瞬牛煜す谕獾那榭觯氪蠹夜餐烫郑焉虾５慕鹑谑乱蹈愫谩?BR>
于是，在当年10月14日，就先开了一个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12月2日，又开了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谈会。
前前后后，朱镕基还在各种场合听取了一些海外人士关于上海金融建设的意见，比如香港日本劝业角丸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经到上海来过好几次，他就对朱镕基说：上海要恢复原来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国际极端（AIG）董事长格林伯格也跟朱镕基建议说：上海如何发展？战略思想就是要搞金融中心。
格林伯格建议上海宣布可以设外资银行。当时，朱镕基担心国有银行竞争不过外资银行，怕他们把生意都抢走。因为外资银行当时的竞争力相当强，因为财力雄厚，所以手段很多。比如，当时中国银行晚上加班费才7毛6分，后来又提到3块7毛6分，但是外资银行给10块。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量人才就会积聚到外资银行那。
格林伯格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就说，中国可以立法，可以设保护条款，这样就可以把外资银行约束、控制住。这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上海要开放，举起开放的大旗，可以激发和鼓动外国资本到上海来投资的信心。
于是，朱镕基就跟经叔平（时任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商量，后者跟张晓彬（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正在搞证券交易研究，当时的方案是设在北京。他们俩听到朱镕基的意见，就把兴趣转移到上海来。张晓斌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说可以把证券交易中心、股票市场拿到上海来。
随后，朱镕基又和刘鸿儒（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商量，后者对上海非常支持，表示愿意亲自到上海来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他提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的金融事业，把上海的金融搞活”。
在朱镕基的方案里，搞活上海金融就要解决两个现实的问题，一是设立外资银行。当时有很多外国银行行长来找朱镕基，专程来见一面就是为了讲一句话：希望在上海建立分行。当时，甚至有13家外资银行，但是上海只有4家，哪怕再多一家，也会影响很大。后来，国务院也批了在1989年底以前开设几家外资银行。另外一个问题是设立证券交易所，他说发行证券宁肯慢一点，但要稳一点。搞乱了，出了大一点的问题，就搞臭了。同时，他也在积极争取中央支持，那时候搞证券市场是有风险的，也有一些争议的。最后，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这些当年看起来勉为其难的举措，为上海十多年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影响深远。
八、朱镕基领唱《干部廉正歌》：“从不考虑将来下场”
朱镕基在上海三年多是以建设高效廉政政府作为突破口。他在1988年5月10日的市府常务会议上重申：“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1988年担任上海市大中华橡胶厂党委书记，他很多年后，对朱镕基的雷厉风行印象深刻。因为朱镕基有次下基层到橡胶厂视察，没有事先通知厂领导。直到门卫告诉韩正朱镕基来厂里听取工人意见，他们才到门口迎。
韩正回忆朱镕基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你这个大中华，炭灰啊，搞得一塌糊涂，把我们市委里面的人的衬衣都搞黑了。”
随后，朱镕基要求从车间临时挑选十名工人，举行工人座谈会，而且没有定主题，就是提意见。本来作为党委书记的韩正想着要陪在一边，但是朱镕基交代说，让韩正到办公室去，不要在那里，否则工人不好提意见。于是，韩正就在外面等着，直到中午十二点，座谈会才开完。
然后朱镕基告诉韩正，“你们还可以，意见有，但是对你们工作还是肯定的，就是有一条，伙食不好。”因为领导干部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上班的同志在夜里10：30的营养餐，因为没有领导参加，所以伙食不好。当天晚上十点，上海市委一位副秘书长就带着一批人，直接到厂里的食堂，把价目表、菜单等拿走了。在当晚橡胶厂就把伙食改进了。
如果说企业伙食是小事，那么针对外商申请投资项目要过上百道关、盖上百个图章的问题就是大事。朱镕基在市委研究室一篇题为 《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的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此文可称 "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
“我不是说，我批的事都是重要的，但我已过问，请有关单位一把手过问，也不委屈吧。”针对机关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朱镕基特意致信市政府办公厅领导在信中这样说道，还说对于久拖不办的要追究一把手失职责任。
并要求副市长、副秘书长开会协调时。“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并且，朱镕基要求委办汇报工作，必须领导亲自汇报，不准下属代劳，汇报中不准出现“可能”、“大概”词句。
除了高效，很多人更感兴趣朱镕基的廉政要求。朱镕基很多年后说：“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我朱镕基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是朱镕基的自谦之言，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腐败现象的厌恶。
这种思路其实一脉相承，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主政一方后，就主持制订了改善政风八项规定；以市政府506名局级干部为重点，狠抓政府机关的廉洁；要求一级带一级，形成上海的廉洁风气。
大家可能是多年以后才熟悉朱镕基那几句豪言壮语：“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还有，“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朱镕基在上海就讲过：“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除了放“狠话”，朱镕基兼任市委书记时也唱歌“劝廉”，在一次上海文化艺术节开幕歌会上，他率领120名局级以上干部，充满激情地演唱了《干部廉政歌》：“革命干部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设祖国永远向前进，广大人民拥护又欢迎。”在一次听取市纪委工作汇报时，他提出：……要振兴上海，把上海工作做得更好，还是要抓廉政、抓党风，要把它当作生命线来抓，并以“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刚直不阿”12字勉励纪检、监察干部。
在一次市区县大会上，朱镕基向与会干部赠送并讲解一段古训：“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针对党内存在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正之风，他义正词严：“要贯彻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自我监督。”
朱镕基对家属要求同样严格。当时，他的外孙女每天都由其夫人踏自行车接送幼儿园。某日早晨，突降暴雨，他的夫人依旧准备骑车送孩子。警卫见此场景，出于安全考虑，用公车将小孩送去幼儿园。此事被他知晓后，立即要求警卫向市委行政处结清了汽油费。
他常告诫部下：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金鱼缸里游的鱼，对外要透明。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朱镕基当时还批评官僚主义，对当下作风建设也颇有启迪。朱镕基当时就批示，“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你自己吃吃喝喝，接受人家送礼请客，讲交情、关系，你敢得罪人吗？所以，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气，一定要压到这个邪气。大家都来根据党性、党的原则办事情，绝对不能讲情面、讲关系，不要怕得罪人。”“不许让自己的子女、亲属到处去搞关系。这也是以权谋私，对群众的影响是很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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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14日，朱镕基与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上海“爱国卫生月”活动。
图为朱镕基与大家亲切交谈。左二为时任副市长谢丽娟。
九、朱镕基向市民道歉：“对不起，我没把工作做好”
上海的干部和市民群众每提到朱镕基便迅即映出一个 “严”字。凡是他召开的会议没有人会迟到，没人思想开小差，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随时准备被提问，回答问题没人敢忽悠。
“我对朱市长处理人与事的风格，特深的感受是"严明"两字。朱市长来上海到任后，曾对上海的环境卫生多次直指"很不满意"。”上海市原副市长谢丽娟回忆朱镕基当时说“上海与北京、天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看脏的样子就头疼，这么脏，士气是振作不起来的。”
在朱镕基看来，上海的脏解决不了，就是因为管理不得法，“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多头管理，无人负责。他在1998年7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现场办公会议上说：“明年是上海解放40周年大庆，今年年底153亿元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后，明年我们要花钱把街头"梳妆打扮"一番。”
朱镕基认为把城市街道搞得漂亮点，把环卫管理体制问题解决好，市民的精神可以大为一振。其实在提振精神这个问题上，朱镕基也在反复努力。朱镕基在来上海之前，就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同志请教了两次。李瑞环认为，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为什么特别强调鼓信心、振士气，其实需要了解当时朱镕基接手上海时的背景，那时它绝不如现在风光。老上海人都可以回忆起，那是作为计划经济的重镇，当时的上海，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年后，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值我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期。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这时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尤为艰巨复杂。”
朱镕基自己也承认，当来上海工作的时候，自己虽是过60岁的人了，劲头还很大。但是经过两年多的磨练，他深深体会到上海当时就像是一个进入了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这两年，朱镕基自称没有在上海偷懒，一直在喊这个、抓那个，拼命地搞。他还说：“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所以，这个时候提振信心和士气就特别重要。
在朱镕基身边工作过的人士回忆说，当时在讨论连接浦西和浦东交通的时候，专家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隧道，一个是桥梁，前者不阻挡航路，但是难度和成本略高，后者成本略低但可能会轻微影响航运，双方一度争执不下。于是朱镕基说了一个理由，两者成本其实差不多，但是建隧道就意味着花很多钱把工程放到地下，但是如果修桥梁则可以放在江面，这会成为地标性建筑，对上海市民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就是李瑞环当初提醒他的“鼓信心”、“振精神”。
1990年2月，他向乔石同志汇报时也提到，“最近几年，从道涵、泽民同志开始，火车站、越江隧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之后，加上现在黄浦江大桥一搞，老百姓的情绪不一样了。”如果不是这样，老百姓的怨气可能越来越大。而最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是城市的赃。
于是，朱镕基号召上海市政府领导和部队同志都上街打扫卫生。在一次全市清除城市垃圾死角的活动中，朱镕基微笑着对谢丽娟说： “丽娟同志，我听说下面对你的意见很多呢！不过，我对你的工作还是支持的。”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也有一张照片体现这段故事：1990年4月14日，朱镕基与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上海“爱国卫生月”活动，当时谢丽娟就跟朱镕基一起劳动。
谢丽娟认为朱镕基说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就在此后不久，她要求朱镕基为创建再作一次动员，会场选择在工作难度很大的区政府，会后作就近视察。其间
进入了脏乱的里弄，正遇到一位老太太，她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并指着积有污水的地面愤愤地说，前几天曾有小孩去上学，踏着砖头走不稳而倒在污水中。朱镕基马上诚恳地说，“老人家，对不起啊，我是市长，没把工作做好，让你们受苦了，我们一定尽快地整治……”退出里弄后，他对有关区政府严厉批评并要求尽快整改。
这次会议对全市各区及市有关委办局的震动很大，会后各方都以很强的责任心加大了整治力度，市容卫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次会议和视察对 1990年、 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在全国市容卫生评比中四次获得十佳卫生城市的称号有着重大影响。
十、邓小平说朱镕基是“我党难得的懂经济的领导人”
卸任共和国总理十年之后，人们还在怀念朱镕基，除了对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认可之外，还有感佩他治国理政的能力。
这里至少还有一个佐证，朱镕基退休后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就创出领导人时政类书籍发行的奇迹，前一本销售了140万册，后一本销售了120万套。《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发当天，也销售了3万多册。
这种销售奇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可以算得上“畅销书作家”，尤其在卸任领导人里算是独树一帜。
而朱镕基这种风格与路数，其实只有到上海才全面生根开花。在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作为市长候选人同市人大大代表见面，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时，他就说到自己不是上海市长的最佳人选，有三条缺点，其一是他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事实也确实如此，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了25年，又在国家经委工作了10年，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领导。其二，他自认为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一直都坐在北京。其三是他自认为性情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虽然他也希望改正，但也觉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话虽如此，朱镕基对上海的投入可谓全心全意、鞠躬尽瘁。他来上海后，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以至于江泽民同志预言他的头发在一年之内全部变白。
但是，换一句话说，这种辛苦劳累，他也过得很充实。通常他晚上12点睡觉，7点起床，但往往也会有熬夜开会，那时身边的人也陪着辛苦，但是他们也愿意跟着这样的领导做事。
很多年后，朱镕基在上海时的秘书这样回忆说，“他对上海是很有感情的，做的最舒服的，他的很多想法都通过了。”
要知道，1987年底朱镕基以上海市委副书记身份低调到上海履职，当时《解放日报》都没有报道一个字。到1988年2月17日即大年初一，在报道邓小平出席上海市1988年各界春节联欢会时，作为陪同的朱镕基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解放日报》头版上。两个多月后，朱镕基才当选为上海市长。
朱镕基与上海结缘，这应该与邓小平有关系。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四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四个春节亲眼看到上海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化，也听了朱镕基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看法，才更深地认识和了解朱镕基。
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在谈到首钢取得的成绩时，他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了脑筋就行。脑筋不换，怎么推也推不动。
在此之际，邓小平拿朱镕基举例，他说：”一个人政治上再强，不懂经济是不行的。朱镕基同志是抓经济的。我不懂经济，但是我听得懂哪些对哪些不对。”
邓小平还称赞朱镕基“是我党难得的懂经济的领导人”。逄先知后来还披露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朱镕基讲经济，我听得懂！”因为其他人讲经济，一大堆专业术语、数字，邓小平说听不懂。
这样的人才为邓小平所欣赏，当然也为群众所欢迎。1991年4月，朱镕基当选中国副总理，《解放日报》写了第四篇署名“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其中引用了荀子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当时写的就是朱镕基。
作者：禅宗七祖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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