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最佳办法

2012年3月5日，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这意味着该目标自1993年提出以来我国有望首次实现这一承诺。

温家宝总理的这段发言博得代表委员的热烈掌声，相信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4%的目标在今年可以达到。

不过，在有了钱之后，我们也要注意怎样让这边钱花得实在。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也提到，要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而对于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券”制度。

“教育券制度”由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内容非常简单：政府把资助教育的金钱，直接发到学生家长手上，再由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家长选定学校后，把教育券当作部分或全部学费交给学校，学校回头再凭教育券向政府兑换金钱。

弗里德曼教授的“教育券制度”构想在经济学界被誉为神来之笔。因为这一制度有两大作用，能最大化利用教育经费。

教育券制度的第一个好处是有效。在传统的做法下，学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面向作为拨款人的上级主管，而不是作为顾客的学生和家长。引入教育券制度，学校和教师就必须直接面对学生、争取学生、向家长交待。这样，即使教育经费不增，教育质量也必定大大改善。

教育券制度的第二个好处是公平。教育经费的划拨一向很不均匀，能就读好学校的学生，享受了大部分教育经费；而在教育券制度下，即使地处边远的穷学生，仍能足额领取并支配政府在计划中给他们的教育资助。

在中国，教育券曾在浙江省长兴县得到局部实验。从2002年开始，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以获得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贫困生则是300元的教育券。2002年共有3220名学生受益，涉及的款项达156万元。

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周其仁、薛兆丰等都曾经专门撰文介绍和推荐教育券制度。张五常在阐释教育券制度时，曾把学校比之于酒家。他问道：要是顾客没有选择的权利，酒家的菜式能好吗？在2002年浙江长兴开始实验教育券制度后，周其仁和薛兆丰还多次到长兴调研，并总结成文发布调查报告。

不过多位学者都认为要在中国推行教育券将面临诸多阻力，并不容易。张五常认为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有铁饭碗的老师、教育部门的官员、考试局等，都会反对；二是一盘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学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而且市民通常不容易相信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浪费惊人。

不过，这也恰恰是推行教育券制度的紧迫性所在。薛兆丰指出，如果不能得到实在的补偿，预料被淘汰的教师，显然会不遗余力地阻挠改革。而且，随着教育经费的增长，教师的既得利益增大，“教育券”改革的阻力也就增大。

周其仁则建议，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券还不容易，则可考虑首先在农村实行教育券制度。周其仁写道：把其中的一部分——比方说20%——拿出来作为教育学券返还给农民，可不可以？且不说其中本来就包括了农民应得的土地权益，就是从经济合理性上讲，加速的城市化是需要提高农村劳力受教育的程度来配合的。都市城楼高耸入云、农家孩子目不识丁的经济，怕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至少从2000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建议推行教育券制度。比如全国人大代表缪水娟、吴亚军、张育彪、孔令人、刘志庚，全国政协委员于春林、李崴、薛康等人都曾经在全国两会期间建议推行教育券制度。

（搜狐财经 周克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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