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我想用行动证明时代一定会进步 |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第十三届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做违宪审查的发起人。公盟咨询公司（前“阳光宪道”）创办人。
1973年生于河南省民权县。1990年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5年，再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入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成都
2003年，刚满30岁的许志永走进公众视野。
这一年，他做了三件事：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代理孙大午事件；获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这三件事成为当年媒体追踪的热点。其后，这个满怀理想的年轻人采写中国信访报告，到美国观察选举，以“公益律师”和人大代表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场合。
星期五的深呼吸
2006年4月14日，星期五，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博士为自己规定的例行接待日。上午9点，他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资源西楼的办公室。这里是他设置的作为人大代表的固定办公地点。同时，也是他的公盟咨询公司的工作场所。
人大代表不是专职的。许志永博士的职业身份是北京邮电大学教师，每周讲授九节宪法和法学理论课。除了教学，接访群众和公盟咨询公司的研究工作，许志永还代理“公益诉讼”。他很忙，为了节约时间，他就近找了一个简陋的住处。
许志永名声在外，这位海淀区的人大代表经常接待的是慕名而来的“外来人口”。今天，有两起“上访”民工来到他的办公室。一起是高速公路占地补偿纠纷，地方上解决不了，14个农民来京“上访”。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许志永这里，前来“咨询”了。遇到这种情况，许志永和他的同事们当然无能为力，连咨询也感到无能为力。
第二起来访者也来自“外省”。当事人在20年前承包了300多亩林地。现在一部分被有关方面辟为墓地并高价外卖了。他状告有关部门要求赔偿，法院按标的要收取5万元诉讼费。这个林民没有办法承受，于是来京“上访”。这样的案子，许志永和他的同事们虽然帮不上忙，但还可以给出一个也许有用的主意，即把起诉内容变更为要求有关部门“恢复林地的原样”而不是赔偿，这样，诉讼费只需要几十元。当然实际上不可能恢复原样，这样起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逼迫对方通过谈判赔偿，同时又能避开高昂的诉讼费。
对具体的案例通常是无奈的，但是，接触这些案例对于许志永来说是有用的。他热情地工作着，把人大代表的工作看得很神圣。在最近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给来到北京开会的全国代表们写了公开信，呼吁大家珍惜代表的身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2003年的鼓舞
2003年发生了著名的孙志刚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从而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许志永的工作引人注目。
在事件的进程中，许志永联络他的同学俞江和滕彪，“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三博士上书”。这三位法学博士后来被媒体称为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的发起人。
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废除。
许志永早就致力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法，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么快。他为这一天的迅速到来激动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我爱你，中国”！虽然，他们所希望的“违宪审查”没有推动，但他赞赏政府工作的高效。
从此他更加“相信进步”，相信“用行动去证明进步”。
事实上，在孙志刚事件发生的同时，许志永已经就一起因上访而被收容和殴打致残眼睛的案例，准备起诉。他立定的目标，就是通过起诉等一系列行动，去推动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1997年11月，许志永正在兰州大学念法学硕士。他注意到中央电视台东门“焦点访谈”的来访接待窗口前成群结队的上访者。从那以后，他经常去那个小小的传达室。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那些上访者中很多人曾经被收容遣送过。
在北京大学念法学博士期间，他经常去收容站做调查。一个收容站，院子的前半截关押的被收容遣送人员，后半截关押流浪狗。保安告诉他，狗很少，但关人的地方经常是满的。为了获得更多信息，他还经常去火车上、民工常去的快餐店、建筑工地和民工接触。他坚信，“收容遣送制度”必定要废除。
他在寻找切入点。2003年上半年，他已经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书了。这使他更有条件做实际的法律工作。他选定了一个案例，决定从起诉开始，目标指向收容遣送制度。这时，孙志刚事件震动了全国。于是，有了后来的“上书”。
孙志刚案以后，许志永接手孙大午案。这一案子承载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的社会背景，许志永表现出他掌握和运用法律的机智和策略。
孙大午案再一次使许志永“得分”。
年底，许志永成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
一年三大步，许志永获得了声誉。
重要的是，这一年，这个性格坚毅的年轻人增加了信心。他在一篇《我为什么要竞选人大代表》的文章中激动地写道：“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政府、我们民族的过去。不管历史曾经给多少人造成了伤害，不管你如何怀疑眼前的现实，不管未来面临多少艰辛，让我们行动起来吧，有了行动才有进步的可能。”
这一年，许志永三十岁。
在上访村“体验挨打”
许志永继续他的道路。
2004年，上半年，关注艾滋病；讨论北京动物园搬迁事件等等。下半年，许志永到美国去观察和研究选举。他做了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志愿者，做一些基层而实际的工作。美国公众和平理性地对待选举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观察了一个小城，“一共有三个投票站，我发现那里的投票站只有一个警察，一个负责人，加上四个志愿者。这个警察只待了两个小时就走了。一整天都在投票，而且那个选举非常激烈，势均力敌，非常紧张，但投票站是一直都非常平静，秩序井然，虽然在媒体上他们吵得那么凶。”他写了观察日记，等待出版。
2005年，许志永给自己锁定的目标之一，是做“中国信访报告”。
为此，他陆续在“上访村”住了两个月。那是拆迁以后剩下的几间民房，被人租下来开的“上访者旅馆”，每天3块钱，通铺，床上写着1号2号3号。
许志永的“上访村”经历，引起了“上访村”面貌改变。事情是从他在“上访村”挨打引发的。不过，在许志永的叙述中，语气不是偏重他在那里“挨打”，而是他在那里“打过架”。他说——
第一次到那里，是4月1号。从那里过吧，就有人拽我一把。问我哪儿的，我说河南的，立即就有人大喊大叫，河南的河南的，然后，“河南的人”就过来了。然后又问是河南哪里的，我说河南开封的，然后“开封的”几个人就来了。然后就拽着要我走，靠边去谈。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人朝我身上打。不一定是“河南的”打的，或者是别的什么省的，他们相互之间帮打。通过了那个通道吧，我身上衣服裤子，好多的脚印。这天，我还是开了什么会，穿着西装去的。
第二次，我就混在他们中间。连云港的夫妇两个，头发都白了，说他们的儿子被人杀了，凶手被判有精神病给放了，具体的真假我相当不清楚。他们刚好到胡同口就被连云港的截访的堵在墙角了。一开始在那里说话时候还没什么，后来突然一个很壮的男子，一拳就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就用脚踹。我离得不远，我一下就懵了，一下就冲过去了，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拳。然后我们就打开了。冲突时间很短，他们就跑了——他们一般是打完人就跑，他们也怕，不知道我的底细，警察也在旁边。
这以后，他们差不多也就认识我了。这是4月15号，星期五下午，然后星期一（4月18日），我又去了。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不太敢打我了。但还是有一次冲突，黑龙江截访的，要冲过来打我，被人给拦住了：大概意思是说，他不是一般上访的。我也在那里听到有人议论，有学者人大代表被打了。后来，到了7月份，国家信访局一个副局长，还有接待司的司长，叫我去了，一个是道歉，一个是说以后再不会打人了。实际上，我看到，4月18号当天国家信访局已经派了保安值勤。从那以后，国家信访局门口打人的事情，就很少见了。
你为什么要亲身冒险去挨打呢？
许志永的回答是：我觉得我是要去体验一下，那么多普普通通的人被打，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可容忍了，不能允许它存在。实际上当时我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拿一个破相机到那里去拍照，收一个又拿一个，天天都去，看谁能坚持下去。
“我喜欢行侠仗义的工作”
2005年，许志永有大量的时间在做“承德案”。这是一个四位农民先后被判过五次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奇特大案。但是，以许志永和他的同伴们的调查和掌握的证据，他们是无辜的。他甚至找到了真凶的相关线索，已经提交给了司法部门，要求复查。直到目前，许仍在为此奔走。他不会放弃，他相信案子一定会澄清。这种案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今年3月10日，他第五次去到事发所在地，所得到的收获仍然是“失落”。
与此同时，他还代理着别的案子。
许志永选择接手的案子，是那种比较极端的，跟某种制度性的东西相连，有较强的社会功能的案子。而这些案子都是“公益”的，他的惟一收入来自学校的工作。因为“我关心中国的问题，要发现真正的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许志永说。
记者提出，我们这一次的“青年领袖”报道，设计了一个共同的题目，就是关于青年和“创新”。青年应该是充满创造性的，创新是青年的任务。落实到你这个法律工作者来说，你有创新吗？你怎样理解法律的创新？
“我觉得中国的法治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法律职业本来应该是一个保守的职业，但在中国成了引领公民权利的一个‘创新’的职业。这是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吧。”
许志永说他从小获得了善良和富于同情心的教养。他有源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一直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他到过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去调研。从大学毕业到博士期间，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包括农村教育。1997年，因为认同《南方周末》的价值，去做了一段见习记者。最终，他选定了法律的职业。他说，“我喜欢行侠仗义的工作。”
为了目前这种以法律为武器“行侠仗义”的工作状态，他不仅愿意付出精力，而且愿意承受各种难以避免的粗暴。当他在某地办案第二次遭到殴打的时候，他“站直了，看着那些可怜的歹徒，告诉他们随便打，我决不还手”。他说，“我如此平静，连平时常有的工作紧张的焦虑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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