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金融总体杠杆仍偏高，支持实体效率较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融资增速与M2同比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常年高于名义GDP增速。尽管高杠杆支持了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但随着杠杆率不断攀升至高位水平，全社会债务负担压力愈益严重，经济总体承受高杠杆压力和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下降。
二是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融资结构不平衡。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分布存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不平衡问题，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企业高度依赖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系统，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金融资源配置方面，大量供给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金融供给力度普遍不足。此外，重资产、重抵押的滞后金融服务模式也导致金融供给多投向于国企等大型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传统领域，对中小微企业、绿色创新产业的支持则严重不足。
三是金融机构发展不协调，业务同质较为严重。当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金融机构规模庞大、占比偏高，而其他金融机构规模则相对较小。同时，银行业金融体系资源大多集中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而中小金融机构占比较低，使得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等发展相对不足。银行业服务对象、金融产品、服务模式趋同，同质化严重，削弱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
四是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金融市场发展失衡。近年来，央行通过降准、再贴现等手段为银行体系提供了足量低成本资金，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主体却依然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国内存贷款利率“双轨制”并存，从而影响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效率，同时，也与此前过度膨胀、野蛮扩张的同业理财、委外业务所导致的资金空转、脱实向虚不无关系。各类不合规结构化理财、证券信托和表外非标业务无序发展等一系列金融乱象不仅严重扭曲了金融系统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而且抬升了系统性风险水平。
金融与实体共生共荣的定位，决定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点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从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质量效率集约型转变。在当下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金融结构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政策支持方面，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倾斜。长期以来，民营、中小微企业及农户与大型企业相比，不仅融资成本高，而且手续流程繁琐，严重抑制了金融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率。因此，应制定并有效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大普惠金融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以及加大对民企票据融资认可度，以促进金融资源更高效率地流向这些领域。
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实施精准滴灌，完善利率形成机制。货币政策应顺应实体经济结构转型需求，保持稳健中性、松紧适度和精准滴灌。同时，加快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逐步形成商业银行对市场化利率的定价权。
金融市场发展方面，加强直接融资模式，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伴随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科技型中小企业将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需要容错性更大、风险偏好更强、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其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对此，应大力发展股权、债权、基金等多渠道融资体系，打通资金向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兴高科技产业传导的途径；同时，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吸引境外资金入市，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完善征信体系，重塑金融新格局。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建立金融大数据，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从而构建覆盖度最广的征信系统。减少对小微企业抵押品依赖、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加强金融综合统计建设，运用金融科技最大程度覆盖信息监管层面，实现对金融风险全方位及时有效监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 黄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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