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银行，正在成为中国数以万计中小银行治理失衡、内控失范的“坏孩子”典型。
一年半前，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前行长刘维宁高达4.36亿元的票据诈骗案发（烟台银行内部称为1.31案件），至今余波未了。5月15日，多位烟台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刘维宁及其团伙已被当地检察机构提请公诉。
“1·31”大案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来自当地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时至今日“1·31”案件尚有1.67亿元未侦结涉案票据需要银行消化，这一数据几乎是该行2012年全年2.08亿拨备后净利润的80%。
该案件还直接导致掌控烟台银行12年之久的前任董事长庄永辉“监守自盗”东窗事发。
双重打击之下，烟台银行遭致银监会最为严厉的特别监管——作为特别监管对象，从2012年2月份开始，票据业务停办、500万以上的贷款不能办理，停止一切新业务开办，机构设置暂停……
2012年4-5月间，党委副书记孙才厚、烟台市前财政局局长叶文君先后上任烟台银行行长、董事长。
但好景不常，烟台银行再度陷入“内部人控制”循环——上任后的叶文君和孙才厚，从最初要不要给基层员工加薪、购置服装和增加午餐补贴的琐碎分歧，到逐步演化为公司治理理念不合，甚至是“一山不容二虎”的人事斗争，且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15日，一位烟台银行高层告诉记者，烟台银行最为致命的要害有几点：治理结构紊乱；管理混乱、内控缺失；“1·31”案件导致特别监管，业绩跌入历史低谷；行政色彩浓厚。“现在的烟台银行在全国城商行评级中位列最后，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资产质量均为全国最差。”
当地一位银监局内部人士也向记者透露，早在2012年4月，银监会、省市银监局就曾明确要求烟台银行必须立即进行综合改革，否则‘特别监管行’身份不予解除。
如今尽管烟台银行内部“综合改革”方案已经出炉，但公司治理仍有名无实，一场内部争斗似乎不可避免。
5月13-15日，本报记者走访烟台当地，深入调查烟台银行公司治理的历史与现状，试图探究中小商业银行失控的产权桎梏、治理之痛和内控危机。从某种角度而言，烟台银行不是孤例，它对当下急于IPO赶着上市潮的城商行而言，是一面残酷的鉴镜。
“1·31”案余波
时隔一年，震惊全国的“1·31”案件已经逐步浮出水面，除了此前警方披露涉嫌挪用资金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证两项罪名外，挪用存款、非法理财等证据也进一步做实，而涉案资金远高于当初警方披露的4.36亿元，实际金额可能高达7-8亿元。
2013年初，烟台银监分局向其下达的非现场监管意见书显示，截至2012年末，烟台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4.7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800万元，不良率2.34%，为山东省内城商行最高，抵债资产4.92亿元，而“1·31”案件尚有1.67亿未侦结涉案票据列其他应收款项，需要消化。
时至今日，一封封来自法院的应诉书、储户和投资者的投诉仍常常令其管理团队焦头烂额、寝食难安。
根据警方此前披露的公开信息，2012年2月初，烟台银行保安部王姓工作人员向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该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从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17日，分多次将银行库存承兑汇票276笔全部取走，用途不明，票面金额高达4.36亿元，其中有1.7亿元已经转入其个人账户。
本报记者掌握的多份诉讼材料还显示，刘维宁至少还涉嫌挪用公众存款、非法理财等罪状。据烟台银行内部人透露，“光一项虚假理财，刘维宁就弄了1个多亿。”
一份原告为烟台瑞银工贸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显示，2012年2月，瑞银工贸发现自己账户中的3000万元存款不翼而飞，矛头再次指向刘维宁。
而另一份原告为浙江浦江俊达布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更清晰地展示了此种行骗逻辑：2011年底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通知浙江浦江，为完成年底揽存业务，请求该公司组织部分款项存入该行账户，“考虑到过往双方的业务往来合作，且时间较短，故原告以银行转账、交付承兑汇票等形式向烟台银行支付款项合计1350万元，此后上述款项大部分不翼而飞，最后仅剩2128.16元”。
2012年2月，银监会下发针对烟台银行的《特别监管通知书》“1·31”案件引发司法部门和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此后，前任董事长庄永辉经营多年的股权代持等监守自盗体系东窗事发，庄本人和多位亲信被捕，恒生银行派驻的主持业务的副行长欧恩陶以及多名高管先后去职……
“目前，当地检察院已经就刘维宁案提起诉讼。”5月15日，烟台银行内部人士透露，自去年2月份刘维宁案发后，根据当地市政府专门指示，烟台银行内部成立了案件处理工作组，由行长孙才厚总负责，财务总监孙朋具体负责，当地人民银行和烟台银监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进程。2012年8月份后，烟台银行成立专门的案件追责办公室。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