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美国图林制药公司自购得达拉匹林（一款可帮助艾滋病人治疗寄生虫感染的基础药物）的专营权后，一夜之间把价格从每粒13.5美元上调至750美元，涨幅达50多倍，令全美国都震惊了。

　　尽管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图林制药公司最后决定收回涨价的决定。但是，美国药价持续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抗癌药为例，在过去15年，美国新抗癌药平均价格翻了5至10倍。目前，美国癌症治疗的花费平均每人每年已涨至10万美元。此外，由于美国药价高和用药量大的问题明显，该国人均处方药年消费额达1000美元，是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两倍。

　　美国药价昂贵，已经成为影响民生的重要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近日公布一项方案，抵制药物价格飙涨，希望借此能争取更多民意支持。 专题文字：王希怡

　　现象

　　药价一夜暴涨50多倍

　　美国图林制药公司上月购得达拉匹林的专营权，一夜之间把价格从每粒13.5美元上调至750美元。达拉匹林有62年历史，可帮助艾滋病人治疗弓形虫病。

　　图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丁·舒克雷利对于涨价决策的解释是：制药业长期忽略弓形虫病药物，因为这一领域几乎无利可图。

　　对此，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反击道：“专业药市场中如此这般的价格欺诈超越底线。”她随后公布一项方案，抵制药物价格飙涨。

　　无独有偶，美国罗德利斯医疗公司上月购得环丝氨酸的专营权。这种结核菌抑制药随后被迅速提价。价格从每30粒500美元上涨至1.08万美元。不过，罗德利斯医疗公司后来同意把专营权归还原主，即珀杜大学旗下非盈利机构珀杜研究基金会。现在售价为每30粒1050美元，依然相当于原先的两倍。

　　抗癌药一年12万美元

　　美国118位顶尖癌症专家在今年7月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抗癌药价格太昂贵，是时候采取措施把价格降低了。他们认为，患者应该站出来呼吁改革，要求医疗保险等政府项目应该像其他国家的国民保险计划一样，有权力协商更低的药品价格。

　　梅奥诊所的阿亚柳·特费里医生、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哈哥普·坎塔建医生以及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埃里克·韦纳等顶尖肿瘤专家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在过去15年，美国新抗癌药平均价格翻了5至10倍，到2012年已经高达每年10万美元。”他们指出，“在2014年，所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新癌症药价格均超过12万美元一年。”

　　这些肿瘤专家表示，“美国的年均家庭净收入大约为5.2万美元。如果一位癌症患者每年所需的抗癌药花费12万美元，那么其自费部分可能高达2.5万至3万美元，超过家庭平均收入的一半，并且很有可能超过年均税后收入。”

　　美国比欧洲贵一倍多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在2010年出台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已采取措施控制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然而由于美国药价高和用药量大的问题明显，其人均处方药年消费额达1000美元，是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两倍。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项独立学术调查显示，美国一些抗癌药的售价高达成本价的600倍，而美国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一种号称比化疗药副作用更小的抗癌药)的售价比欧洲贵一倍多。

　　据报道，目前，美国癌症治疗的花费平均每人每年在7.5万美元至10万美元。调查负责人、英国利物浦大学安德鲁·希尔表示，未来五年，随着专利到期，几种被广泛应用的TKIs抗癌药将变成非专利药，这有望使得美国癌症治疗每人每年的花费降至159美元至4022美元的价格范围。

　　“这说明药物是有很大的降价空间的。”希尔说，“哪怕医药公司在药物价格上愿意让一大步，其实还是远高于政府指导价和药物成本的。”

　　希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药物成分成本价，加上50%的利润空间（但并不包含研发费用），来推算部分药物的生产成本。结果发现，总体来说，美国抗癌药价格远高于成本价，同时也超过部分西欧国家。以诺华药物公司生产的治疗白血病药Glivec为例，该药一年用量的实际成本为159美元，而在美国一年用药量的实际价格为10.6万美元，欧洲为2.9万美元至3.5万美元；罗氏抗肺癌药特罗凯的成本为236美元，实际价格7.9万美元，欧洲为2.9万美元；诺华公司抗癌药泰立莎成本4000美元，实际价格7.4万美元，欧洲为3.5万美元。

　　希尔表示，这一现象不仅止于抗癌药。其他药物，例如降胆固醇药，美国价格也比欧洲高出一倍。

　　百万老美跑去海外购药

　　美国处方药价格高昂，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在买药时，不得不略施小计，“使诈”骗药。尽管在美国向国外药商买药是违法行为，但善用这一途径的美国省钱“达人”却是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大约2%的成年人和5%无医保者透露，他们向国外药商购买过处方药。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其网站中指出，进口药品供个人服用一般属非法，因为该局无法确保药品的安全。

　　加拿大国际医药协会说，每年向该协会旗下成员求购处方药的美国人多达100万。该协会总经理史密斯说，该协会的成员都严格遵守药房和处方的规定，它们只配给加拿大卫生当局批准的药物。该协会成员也充当购药中介，替顾客向英国或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药商买药。这进一步降低了药价。

　　美国民众除了向海外网购药物外，有的还驾车到国外购药。住在新墨西哥州银城的卡里什说，在没有获得享有医疗保健协助的资格前，他都驾车到墨西哥购买处方药，并表示在美国这是“普遍的做法”。

　　北卡罗来纳州退休精神科医生巴雷特说，他从海外购药，这10年来已节省了上万元。技术上，这也许是违法的，但据他所知并没有人因此被指控。

　　原因

　　研发费用高致药价难降？

　　很多医药公司声称，他们在药物研发阶段支付的费用数以百亿美元计算，因此在药物获得应用后，他们有权要赚回高额利润。这些公司还表示，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医药公司有提供一系列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医疗方案。

　　对于医药公司这一说法，有分析人士表示有合理性。分析称，如果过分压低药物价格，肯定会影响到制药商的研发热情。如果制药商没有了冒险创新的积极性，药物迟迟不更新，治疗停滞不前，那么最终受伤害的肯定还是患者。

　　但是，也有反对人士指出，目前一些新药定价之高，使得药品在出售几个星期后，就足以收回了数年的研发成本。

　　按地区差异定价 差距近100倍

　　2013年，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的治疗丙肝新药获批上市，在美国每片售价高达1000美元（约合6376元人民币）。

　　但是，实际上，吉利德采取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层定价，即以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基础来定价。比如，在埃及和印度的定价是美国的1%，每片10美元，12周疗程下来总共只需900美元，而美国需要8.4万美元。而据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索非布韦片的12周实际药程成本不过68到136美元。

　　对此，吉利德的副总裁格莱格·埃尔顿解释称，公司在谈判时，会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丙型肝炎的发病率定价：“印度的人均收入仅为1499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收入为53143美元。”

　　解决之道

　　设立新药物公平定价机制

　　阿亚柳·特费里医生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新药物公平定价。例如，像德国一样，允许医疗保险协商药品价格（目前美国禁止这样做）、允许“患者医疗效果研究所”（在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中诞生）研究最有效的疗法时把药品价格考虑在内、允许个人跨境购买自用抗癌药（目前在美国向国外药商买药是违法行为）、通过立法阻止制药企业推迟仿制药的使用，以及改革专利制度，使得企业不能靠延长产品的专有权而保持其价格上涨等。

　　强制许可权授权仿制药

　　印度政府目前已经在行使强制许可权，即如果认为进口品牌药对于本土市场太过昂贵时，则行使强制许可权，允许本土仿制药商生产廉价仿制药。这样，跨国制药公司不仅失去了在印度的直接销售，甚至有失去其产品控制权（即专利）的风险。例如，此前印度政府就已授权本土Natco公司，生产拜耳的抗癌品牌药多吉美（Nexavar），拜耳现在正上诉法庭，企图阻止Natco在印度以外地区销售仿制药。而且Natco公司已要求印度专利局阻止吉利德索非布韦片在印度的专利，以便能够自己生产该药。

　　强制许可权的实施，迫使跨国制药公司在印度对昂贵药物定价时，必然有所顾虑，不敢定得太高。

　　仿效艾滋病药宣传策略

　　还有学者认为，患者应该大胆表达他们的忧虑，并效仿历史上艾滋病的宣传策略。在艾滋病疫情开始的几十年里，艾滋病的宣传策略促使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35种以上大众负担得起的药物，现在这些药避免了大多数艾滋病患者的死亡，让患者过上正常的生活。

　　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哈哥普·坎塔建医生认为，患者更应该大胆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对于反对高价抗癌药可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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