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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的200多万元有没有打水漂？
昨天上午，全国两会会场，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工商联联组讨论会上诉起了苦，起因是一份让他“很不满意”的提案回复。
去年全国两会，王健林提交了一份呼吁降低奢侈品进口税的提案，并称出资200多万元聘请尼尔森公司做了境外奢侈品消费的数据调查。
说起财政部的复文，王健林直言“他们是在糊弄我”。
自感提案遭遇冷落的政协委员不独是王健林，而这个建言链条另一端的职能部门也有自己的苦衷。提案工作的基本程序为：提出—交办—承办—答复，承办和答复的往往是包括国家部委在内的党政各级部门。
来自国家某部委的一名官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果提案涉及正在研究和推进的工作，答复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还不在我们业务调整范畴的提案，我们就只能做一个回应性的答复。”
满意不满意
王健林这份呼吁降低奢侈品关税的提案建议，由商务部牵头，组织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尽快出台降低奢侈品进口税的政策，把中国人的境外奢侈品消费留在国内，扩内需促消费，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2012年两会前夕，王健林在万达官方网站撰文谈及政协委员履职感想时透露，那份关税提案得到了某部委领导的呼应赞同，“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未能落实”。
王健林在昨天的讨论会上称，复文在感谢他对财税工作的关心之后表示，“关税并不构成奢饰品价高的原因，经过测算，平均只占2%左右”。
“他们是在糊弄我。”王健林如此形容看完复文后的心情，“我是很认真地准备这份提案，若是奢侈品进口税能够降低，把中国人海外购物的这部分需求引回国内，对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都是有益的。”
每一份提案复文下发的同时还附有政协委员对处理意见的反馈，分为“相当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王健林说，自己毫不犹豫地选了“很不满意”。
王健林认为，既然奢侈品关税只占2%，那为什么消费者从海外购买商品，被海关发现后要征收20%的税？
他到底有没有被糊弄？
关于2%，财政部回复的确切意思是关税对于奢侈品价格的“贡献”一般只是2%，而非关税税率本身只有2%。
在场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表示，关税在奢侈品价格中占比确实不高，奢侈品入关之后的增值税和特种消费税所占比重更大。
此前，财政部关税司负责撰写的回复认为，奢侈品进口关税的税率与国际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进口关税在高档消费品零售价格中所占比例很低，调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对高档消费品的价格影响较小。
财政部方面表示，国际著名品牌在中国的定价相对较高，其中有多方面原因，除了税收体制的差异，还包括营销方式、市场环节和汇率等多方面的原因。
万达知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一些关于有关上述提案的传言进行了澄清，并称不存在财政部驳回一说。
关于奢侈品下调关税的呼声由来已久，从去年有关方面的表态来看，“靴子”落地似乎近在眼前，事实证明，这一政策礼包何时派发仍待相关部委之间协调。
但从政策路径上说，扩进口是各方共识。2012年起，我国对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平均税率为4.4%，比最惠国税率低50%以上，特殊配方婴幼儿奶粉、婴儿食品、护肤品、烫发剂等商品列入其中。
交锋
建言与回复、质量与诚意，如此交锋在近年来的两会上成为热门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告诉本报记者，自己关于农村土地的提案已经连续提了三四年，没有一个回复让他满意，复文中经常出现的话是“正在研究”、“目前法律法规没有大的突破”、“希望你继续关注”等。
“我大部分时候都会选择不满意。”蔡继明表示。
在经济35组的分组讨论会上，一名委员建议为提案工作的流程进行立法。
他们不想看到“两头儿都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现场办公有时效果更好。在昨天上午文艺界别委员的联组讨论会上，王兴东委员“霸占”了发言时间。
“我们连续提了四年提案，没有人找我们去谈，没有人找我们去商量，拿个借口对付我们就完事了。所以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今天正式批评广电总局、中国文联，在我们提出四次提案后，都没有同我们当面交流，当面回答。”王兴东说。
发言结束后，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表示：“兴东委员的批评，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接受。”
“今年要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各位委员提的提案，我们要直接同大家交换、交流意见，使大家能对结果满意。”田进说。
本报记者了解到，每年3月下旬，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都会召开一次提案交办会，集中把五六千份提案交给100多个承办单位进行办理。
这属于提案的交办环节，在这之前，提案审查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先要对收到的提案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予以立案。
交办之后是承办，即根据提案的内容和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确定承办单位，包括部委在内的承办单位接到提案之后，还要对他们收到的提案再进行分办，根据他们的业务来决定属于哪个司局分管。
王健林的履职荣誉室里并非没有奖杯。2011年全国两会，王健林提交的《关于紧缩政策下更要保护中小企业金融需要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
当时的反馈是，这份提案将交由银监会会同央行、工信部研究办理。
王健林的建言核心是改善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环境，并呼吁尽快出台中、小、微型企业界定标准。
事实上，这也是彼时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之后众多中小企业的共同呼声。
当年7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出炉，首次在中小企业划型中增加微型企业一类，10月，国务院提出包括信贷支持和税收优惠等在内的9项措施扶持小微型企业发展。
伤脑筋的回复
政协提案委对于提案的回复时间有严格要求，除非特别复杂的情况，大会期间的提案要在8月底之前办理完毕，两会之后平时上交的提案则要求3个月内处理完毕。
据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组副组长刘晓冰介绍，经济类的提案占到提案总数的50%左右，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年年都是办理提案的大户。
“两会结束一周后，很多委员的提案基本上就能下发到分管的政府部门。”上述某部委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
据他回忆里，光他们一个业务处室，最多的一年分配到属于其工作范围的提案就有20多个。
他认为，很多提案在深度和可操作性方面确实给他们的工作有很多的帮助和借鉴价值，不过，也有一些提案借鉴性比较差。
“其中会有些提案，只是从某一小范围的利益考虑。”上述人士说。
曾经在国家税务总局担任副局长的许善达，目前的身份是全国政协经济组委员，前天他还参加了一场关于提高提案工作的质量分组讨论。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问题，一方面，一些委员提案的质量确实不太高，写提案的过程缺乏专家的讨论。”许善达说，“比如，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也能写税收方面的提案，但真要拿出一个好的建议绝对不是说（依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去写。”
“我在税务局的时候也管理过处理提案的相关工作，处理的过程也是很伤脑筋的。”他说，要是提案正好涉及自己所在的领域，答复也很顺利，“如果是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干的，那我们的回复就是再研究研究吧。”摄影记者/王晓东
(责任编辑：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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