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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学生就是我的孩子(图)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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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人物档案

  于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校长。1967年出生,1988年开始从事特教工作,中学高级教师。现兼任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智力及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先后获得全国特教园丁奖、北京市特殊教育先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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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荣誉。

  21岁到49岁。于文没想到,特殊教育这件事,一做就是28年。

  她是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的校长,也是孩子们的妈妈。

  接纳、陪伴、付出、理解……她说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孩子”。

  “命运的安排,让我遇见了这些孩子”。她说,孩子们给予她的,远远超过她给予他们的。

  “留下我的是这些孩子”

  下午6点的校园,学生们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于文带着笑意与学生们打招呼告别。“于妈妈再见!”一位学前班的小男生腼腆地挥手。

  这样的场景,28年前的于文是没想过的。那时,她机缘巧合成为第一批做智障教育的教师。

  当时的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开始筹建,低矮的平房,木质的黑板,黄土的操场……因为校舍紧张,孩子们上课、住宿都在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半间炕”。

  “害怕、恐惧、不理解,孩子们行为异常。”回忆起第一次给智障孩子上课的情景,于文说真谈不上喜欢。她暗暗下决心,教满这一学期,就转到普通班。

  但2个月后,她的想法彻底改变了。

  她感受到了被需要。“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情感。”她说,由于自身特殊性,这些学生缺少陪伴。来了个愿意陪他们玩的年轻老师,班里的15个学生慢慢放开了,一起跳皮筋、跳绳、做团体游戏:孩子们接纳她的速度远超她的预期。

  一学期的教学结束后,她主动申请到培智中心学校担任专职教师。“让我动摇的是这些孩子,留下我的也是这些孩子”。

  让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

  进入新世纪,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又面临着新挑战:越来越多的孩子入校,学生以轻中度为主转向重度甚至极重度;轻度学生随班就读未真正到位……种种困难摆在了刚成为校长的于文面前。

  “孩子从六七岁甚至更小来到我们身边,十多年后放手把他们送入社会时,该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她深深感到当时的教育不适应智障孩子,便下定决心改革。

  她带领教师在全国率先进行了课程改革,建立个别教育计划,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在“非典”最严重时期,她趁学生不上学,组织教师们编写教材,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空白,还在全国发行。

  “能来学校接受教育的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孩子病情较重,只能躺在床上,他们怎么办?”于文说,后来想到一个法子——“送教上门”。由于“送教”的学生残疾程度严重,她带领教师们学习康复训练技术,每日坐在地板上搬动学生、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连家长都感叹,“老师做的我们都做不到”。

  “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智障儿童目光会呆滞,精神障碍儿童会举止狂躁,情绪行为障碍儿童可能会无休止纠缠……但于文不再害怕。她逐渐懂了他们,知道他们想亲近,却不会表达。

  “往往是我们不接纳他们,而不是他们不接纳我们”。于文说,智障孩子给了她很多感动。

  她回忆第一学期的寒假,下着雪,当时家住西城区三里河的她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班里一个胖胖的男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梨和苹果,冲她嘿嘿傻笑。

  “当时从中关村到三里河只有一趟320路公交车,真的不敢相信,他是怎么挤上公交车找到我家的。”于文忍不住有些哽咽地说。

  如今,带着学生走在街上,每当听到“傻子”学生的话,或者有些人看一眼孩子再看一眼她,她就把头抬得高高的,并大声招呼学生。

  她还带学生组建合唱队、排集体舞、建立团支部,让他们拥有丰富的校园生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文怀孕了。当时学校人手少,又没有专业教师,她承担了学校所有的活动。怀孕四五个月时,她组织运动会;六七个月时,她又组织跳绳比赛;七八个月时,她还在寒风中站在凳子上出板报……由于活动量过大,不足月份的孩子早产死亡,并留下了终生不育的遗憾。

  但她从未后悔。

  她说,这些学生,都是她的孩子。

  感悟

  智障孩子也是生命,所以我尊重他们、愿意给他们爱。实际上,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我学会了平等、尊重和理解。他们让我的人生更宽广、更有厚度,这比什么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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