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旭东（以下简称仇）：我在几天前听到提名时觉得很突然，7月26日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被宣布为荣事达董事长。29日我就到荣事达报到，报社的事情还没交接完。

　　记者：突然间选拔一个报社总编到荣事达来，政府安排的色彩大些，还是企业自己的抉择？

　　仇：这一次对我的任命可以说是充分尊重企业的意见，而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领导都是政府任命，现在政府只是提名，这种方式符合《公司法》，同时也反映了企业职工的意愿。

　　记者：荣事达换帅一波三折，你在最后出线，对这些事你怎么看？

　　仇：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愿再多作评价。

　　记者：昨天还是总编，今天变成企业领导，你感觉角色跨越的难度有多大？

　　仇：我感觉这一次回到荣事达来的跨度要比1994年到报社工作的跨度小。当时从企业出来，对报纸知之甚少，对文章排到新闻纸上的过程了解不多，但这一次却不一样，因为毕竟我曾经在荣事达工作了18年。

　　记者：谈谈你过去在荣事达的日子好吗？

　　仇：我是上海人，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来参军并于1976年复员到合肥新兴机具厂，这个厂当时主要生产电机、机床一类的产品。

　　1983年时我已经是这个厂的副书记。新兴机具厂发生变化是在1981年前后，企业发现洗衣机正在成为消费的新需求，于是兼并了合肥塑料三厂、合肥塑料九厂，组建成合肥洗衣机总厂，这就是荣事达的前身。

　　陈荣珍是1986年来的，是从合肥锅炉厂调来的。他这个人很有思路，应该说他的到来给这个厂带来很大变化，从1987年之后与上海水仙搞的联营使这个厂有了原始积累。

　　为水仙洗衣机贴牌生产搞了很长时间，后来因为贴牌的份额受限制，费用很高，1992年我们觉得应自创品牌，这就是荣事达的由来。

　　再后来就是合资，1994年我在料理完与日本三洋的签字合作仪式之后，才离开去《合肥晚报》上任的。

　　走的时候我是厂里的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记者：据说你参与了荣事达品牌的创建，你做了哪些工作？

　　仇：“荣事达”这个品牌还是1992年我在北京与《人民日报》时代潮杂志的总编辑吴昊聊天时提出来的，当时顺口聊出“荣事达，时代潮”，觉得不错，就进行了策划包装，使其成为荣事达品牌的宣传理念并已家喻户晓。在去报社之前，我更多的工作放在企业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上，“零缺陷管理”就是我们在1991年提出的，至今已经深入人心。这个理念下一步还要做得更细。

　　记者：上任伊始，你会烧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吗？

　　仇：“新官上任三把火”不适用于荣事达，这是一种旧的提法。作为一名刚上任的高管人员，感觉不成熟的方案，应当把它逐步完善，而不是短时间灵光一现、拍拍脑袋就立刻拿出来应用。

　　记者：有关荣事达和美菱(相关,行情)的兼并一直在纷传，你觉得它们合并利弊如何？

　　仇：在这个话题上，没有任何人给我以暗示（合并），我觉得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应以资本、产权为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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