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宗罪”后升迁之谜

　　被宣布失联后，赵大建的陈年往事被媒体竞相挖出。有媒体直呼赵大建为“派系斗争高手”、“犯错精英”。公开资料显示，赵大建于1953年出生，经济 学硕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团委、党委，并履职多家证券公司。1994年1月-1999年7月任国泰君安执行董事、副总经理；1999-2004年 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华夏证券总经理；2006年1月-2015年8月，任民族证券董事长，期间还兼任多年的党委书记、总经理和执行委员会主任。8月19日，民族证券董事会换届，62岁的赵大建辞任董事长，被聘为名誉董事长并担任方正证券董事。

　　赵大建的最大的争议来自其任职华夏证券之后。2004年，华夏证券巨亏，问题众多，正是在赵大建主政期间。赵大建也在2004年6月被免去总经理的 职务，同时对赵大建的专项审计也在当年的9月同步展开，审计组由北京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结果表明，时任华夏证券总裁的赵大建要负主要责任。

　　新华网曾详细的披露过北京市审计局审计出赵大建在担任华夏证券总裁时的“九宗罪”。新华网报道称，据华夏内部员工表示，当时以赵大建为首的国泰系与 华夏系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争斗，赵大建在当时的重组四人小组中与包括周济谱在内的高管并不和睦，在基层员工中，也未能受到华夏系的待见。之后，华夏经历了巨大亏损。在2005年，北京市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定，对华夏证券在2001-2004年的惨烈亏损负主要责任。其中包括：1.重仓炒作股票太极集团、 青海明胶、火箭股份，亏损巨大；2.自营证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亏损巨大；3.自营股票为其他公司贷款提供质押反担保，导致资产流失；4.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违规运作，超过证监会规定的指标，形成风险；5.挪用客户债券回购融资；6.自营证券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股票进行倒仓；7.通过保险公司退保的形式，将 退回的保费绕过财务核算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以逃避个人所得税；8.高成本大额违规融资，违规变相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担保融资；9.为规避监管，借助所属实体向银行融资。

　　原华夏证券人士称，赵大建在华夏证券工作期间不但显示出非凡的派系斗争手段，还大胆启用了多名曾因违规受到处罚的前国泰证券员工。以致后来调任华夏 证券的前董事长周济谱被架空。他说，2001年，华夏证券的一些违规事件和经营状况被有关方面和政府有所察觉，或许是为了牵制赵大建，周济谱空降华夏证券 担任董事长，而赵大建在风光两年之后反而降格为总裁。

　　周济谱上任后开始对华夏内部的分公司进行重组，着手对太极集团、西藏矿业两只股票调查，并于2003年5月1日下达“经营管理十大禁令”，不准账外 经营，不准擅自对外担保，不准私设小金库，不准搞任人唯亲，直指华夏证券经营中的几大弊病根源，原华夏证券人士认为这些改革措施明显针对赵大建。

　　然而，周济谱的行为不但没有成功降服赵，反而孤立了自己。据披露，在一次干部考核中，周济谱的支持票数竟然排在赵大建及其他高管之后。执意改变现状的周，同力保既得利益群体的赵，矛盾逐渐激化，并最终让华夏证券种种见不得光的事情大白于世人。

　　“导致华夏证券垮掉的起因之一，就是周济谱与赵大建的矛盾公开化。”前述原华夏证券人士判断。

　　2004年6月周济谱和赵大建一同被免职，同年9月对周济谱和赵大建的专项审计开始进行。审计结果在赵大建被免职9个月后公布，被业内一致“看空”的赵大建却此时咸鱼翻身，将结果戏剧性改写。审计报告出来第二周，赵大建随即被证监会推荐出任民族证党委书记，后担任董事长。

　　而华夏证券却因为资不抵债破产还债，中信建投证券受让其证券业务。

　　郭赵交易

　　故事至此并未完结。去年11月，民族证券原大股东政泉控股的不断举报使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三名董事，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CEO李友、总裁余丽于 2015年1月5日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同时这场“撕逼”大战也将政泉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推到了前台，而被金融圈内人士称为郭文贵资本运作的“军师”赵大建隐在幕后。

　　资料显示，民族证券前身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民信)。中民信系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起组建，1991年11月经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批 准设立。2000年6月，中民信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脱钩交由原中央金融工委直接管理。2002年4月，民族证券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由中民信为主发起 人，联合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机场集团、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方财务有限公司出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10.48亿元，第一大股东中民信持 股42.82%。2006年之后，首都机场通过系列增资扩股及受让途径，对民族证券的持股比例由18.28%升至61.25%，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2011年，民族证券61.25%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价格为16亿元。最终名不见经传的政泉控股拿下民族证券，一跃成为第一大股东。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政泉控股控制人“郭文贵之所以能进入民族证券，是依靠赵大建的牵线。”

　　当年，身为民族证券的董事长赵大建和大股东首都机场时任董事长张志忠被媒体曝出不和。恰逢国务院正式公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执行“一参 一控”即，“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受同一单位、个人控制或者相互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相同的证券业务，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时，首都机场同时控股了金元证券和民族证券。张志忠于2008年计划将民族证券并至金元证券。但因为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的反对而未能成行。

　　原华夏证券人士透露，深感岌岌可危的赵大建与 “有背景”郭文贵建立了联系，开启了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之路。在此期间，郭文贵分别依靠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建等的力量，通过施压河北以及相关机构而成功收购。

　　2010年6月，郭文贵旗下的政泉置业以2.97亿元的价格受让石家庄商行在民族证券的6.81%股权，交易的市净率(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 例)为2.75倍。随后2011年1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吞食首都机场在民族证券的61.25%股权。交易的市净率仅为1.29倍，与首次购买的价格相去甚 远。也与当时其他非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平均的2-3倍的市净率价格差距较大。在整个收购过程中，不断有《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对郭文贵拿到首都机场所持有的民 族证券股份的价格表示质疑。但这些均被上述马建利用职权摆平。

　　张志忠从未有放弃民族证券的控股权的想法，因而对郭文贵入主持否定态度。与2人的矛盾一触即发。经过复杂的利益博弈，最终张志忠于2010年初被免职。随即当年5月，张志忠被带走调查最终落马。

　　政泉控股收购民族证券成功后，赵大建再次坐稳了民族证券董事长的位置。政泉控股前员工也向无界新闻证实，郭文贵的确对赵大建很信任。

　　作为回报，坐稳董事长位置的赵大建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回报”。当年10 月， 政泉置业召开民族证券董事会、股东会通过一项决议，同意民族证券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 号盘古大观部分楼层，作为公司的新办公场地，总费用12 亿元。会后，民族证券立即向盘古氏投资公司预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0 亿元。而当时民族证券净资产只有20 亿，10 亿预付款占了其一半。事后，盘古投资在约定期限内未“取得该房产的权属证明”。最终这笔巨额房产买卖没有成功，但购房款一直拖到2013 年才归还 。

　　2012 年， 民族证券又与盘古投资签订了一个《写字楼租赁合同》，为期10年，合同金额共计7.55 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