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志文
饮水思源。我们这一代股民，我是幸运的，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股海沉浮，目前有安定的晚年，市区有宽敞的住房，南汇桃园有理想的别墅可以颐养天年，周围的亲戚也都有所得益。我从心底感激党和政府，感恩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英明政策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美好时代。
1江宁路排队买延中股票
延中公司原是静安区延安中路街道所属的一家街道工厂。为拓展复印机业务，向银行贷款困难，所以就准备自己发行股票集资。江宁路45号静安体育馆门口半夜就排起了长队。从江宁里向北，围绕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再回到江宁里可以首尾相望，差不多有4万人，场面十分壮观。我排了4个小时，买了120股。
我是上海第二印染厂车工，出身于甬籍商人家庭。在1953年，我目睹了人民政府的一件德政：即在日伪、国民党时期的银行储户存款，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清理予以偿还，而这些银行早已倒闭。于是在我年轻的心灵上铭记了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烙印。所以，我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都积极参与。1985年1月，我得悉延中公司要发股票，大清早从杨浦区赶到江宁路排队认购；后来，听说虬江路有打折的国库券卖，我随即将家中余款全部换成国库券储存。
延中公司原是静安区延安中路街道所属的一家街道工厂。为拓展复印机业务，向银行贷款困难，所以就准备自己发行股票集资。当时，股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已经停掉了34年了，延中公司怕发行困难，所以股息优厚，每年股息15%，为吸引股票投资者，还安排了摇奖，奖品有缝纫机、照相机之类，特等奖是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1985年1月14日是延中股票认购日，这是上海首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那天在江宁路45号静安体育馆门口半夜就排起了长队。因地处闹市区，当天又不收现金，所以附近居民和路人闻讯纷纷加入认购队伍，队伍越排越长，从江宁里向北，围绕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再回到江宁里可以首尾相望，差不多有4万人，场面十分壮观。延中公司当时发行十万股，500万元，每股面值50元，实际买到股票的有18000多人，我排了4个小时，买了120股。
1985年2月17日，延中公司在延安中路955弄63号新成中学的一间大型梯级教室召开延中公司首次股东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有100多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上午由筹备处负责人周鑫荣介绍筹建工作过程，下午讨论公司章程和选举董、监事会。中午就在新成中学的礼堂内用餐。午餐是公司招待的2只面包、几片红肠，因时值寒冬，为御寒，公司特意用卷心菜、洋山芋烧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罗宋汤。股东们知道公司所花费的都是股东的钱，吃的都是自家的钞票，吃得津津有味，都很开心。
延中公司就是这样勤俭创业、艰苦奋斗，经过几年的努力，把街道小厂发展成著名的上市公司，在新中国证券发展史上创下了众多的“第一” 。后来受到了宝安、北大方正的青睐。现在延中实业成了方正科技(600601,股吧)，“延中罗宋汤”也就此绝版。
2西康路上的“证券市场”
1990年夏天，“南风掀起浦江潮”，深圳一批淘金者到上海收购股票，他们深入到工厂、街道，特别是西康路上向工人、市民收购股票。西康路顿时热闹起来，也激发了上海投资者的炒股热情。各路“打桩模子”（上海话，指无许可证设摊做生意的人）英雄好汉云集西康路，都想挤进来捞一把。
1986年9月，南京西路和西康路上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开始为股民办理股票交易手续，但并不热闹。许多上海人买了股票就把它当作银行存单一样放入箱底。当时股票是纸质的，公众股一股一张，如A4纸一般大小，背面记录姓名、交易日期。
1990年夏天，“南风掀起浦江潮”，深圳一批淘金者到上海收购股票，他们深入到工厂、街道，特别是西康路上向工人、市民收购股票。西康路顿时热闹起来，也激发了上海投资者的炒股热情。各路“打桩模子”英雄好汉云集西康路，都想挤进来捞一把。股票也像吃了发酵粉一样日涨夜大，只要买到股票即能赚钱。当时在柜台上买卖股票手续十分麻烦，每股股票要填写、盖章等五道手续，还要付7％的手续费，所以有许多股友经不住这些“打桩模子”的软缠硬磨和高价诱惑，就出让了自己的股票，其间只要附上自己身份证的复印件即可成交了。
一天，我到西康路打听行情，人们摩肩接踵，交头接耳地谈论股票。当他们得知我有延中、电真空股票时，顿时把我包围起来，要向我买收购股票。我坚持不做黑市交易，费尽口舌坚持不卖总算突出重围。我知趣地赶紧骑上自行车离开这是非之地。不料有两个男青年骑车尾随我身后，把我逼进陕西北路一条弄堂里，一定要收购我的股票，要我开个价。纠缠了半个小时，见我坚持不肯出让，他们也只能放我动身。此后我再到西康路，就不敢说自己有股票了。
当时我坚持不做黑市交易，主要是这样做会留有后患，因为这批人买了股票根本不去过户，而是加价卖出，身份证复印件也随股票不断转手，若股价上涨卖出者吃亏也就太平无事，若黑市股价下跌，则就根据身份证地址寻上门来，要把股票退还给你。原价退还还算客气，否则叫三四个流氓到你家打麻将，闹得你全家不安宁。有的人不服气拉他们到派出所去评理，这批人来个恶人先告状，诉说卖出者是欺他们不懂股票而卖高价，现在发觉上当要求退还，结果只能退钱了事。
讲到西康路还想起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在西康路上遇见一位熟识的炒外币的朋友（黄牛）。他善意地对我说：“股票就是一张纸头，类似像延中股票是街道小厂，它亏损倒闭了，你找谁要钱去？像我手里的美金是硬通货，可以全世界流通，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贬值。”当时面值100元一股的电真空和100美元的市价差不多，所以他建议我把股票换成美元。我知道这是“黄牛”的理论，只是朝他笑笑。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会越来越好，所以我坚持拿着股票不放。从1990年算起，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增长，最高时也不到一倍，而延中股票增值了1000多倍，储存美元的朋友那就吃大亏了。
3“范侗”的由来
有券商工作人员把我成交的高价让给其亲朋好友，把低价甚至不成交的全算在我头上，这完全有可能。好友劝我写文章披露此事。想想这些先生、小姐是存心“吃吃”我，那就让他们吃吃饱吧，便准备一大桶饭供他们畅吃不误。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上海证券报》，署名“范侗”，即“饭桶”的谐音。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初，证券业虽逐步走上正规，但还是“庙少香客多”，偌大的杨浦区，只有江浦路一家证券营业部，全市只有20多家营业部可以买卖股票，而且规定在哪家营业部买进的股票只许在哪家卖出。当时买入股票都要等开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抢跑道”。现在的股民都没听说过“抢跑道”这个词儿。在那个时候，这可是市场的“关键词”！买进卖出都要“抢跑道”。抢不到“跑道”那就惨了，只有高吸低抛的命。我为了增强“抢跑道”的能力，分别在四家营业部开了户。
1991年7月，我判断持有的股票要下跌，在四家营业部分别将手中的股票委托卖出。次日股票果然下跌，我暗自庆幸这次卖了好价钱，不料去交割时发现，四家公司有三家把我的账“弄错了”。
在A公司，我委托卖出“225手电真空”都以上限价顺利成交。不料买进股票的W公司说是电脑打错，退还82手，把我退回的82手再卖出，只能卖低价。A公司解释，电脑打错是常有的事，只要双方同意可以作罢。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明明高价卖出的股票算给我的却是低价。
真空电子股票票样
在B公司，我把延中股票分批卖出，结算时发现券商少卖了10手，但时已隔三天，再卖出又时卖低价。
在C公司，我委托卖出“155手电真空”。报单小姐竟只报卖出“5手”，等晚上结账时发觉，只能第二天再卖，结果只卖出一半而且又是低价。经理先生一声抱歉，我算算损失又是上千元。
第四家是老牌公司，办事比较严谨，账是未弄错，但白领小姐一副朝南坐的面孔令人却步，见我一身布衣就颐指气使地把我当“阿乡”，交割完毕后股东卡没有还我，我要求取回股东卡，她不但矢口否认，还对我一场数落，服务态度之恶劣令人难以忍受。
很明显，这里面发生的问题，要么是券商工作不负责任，要么是在申报中券商做了手脚来欺负中小客户。为此我非常气愤。由于当时股票买卖全是人工操作，即客户填好委托单交给营业部，由营业部输入撮合成交，这种交易方式，营业部有很大的主导权，成交与否、成交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营业部的这些操作者手中。他们把我成交的高价让给其亲朋好友，把低价甚至不成交的全算在我头上，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大户与公司有交情，所以不会错；小户量小吃亏不起，所以不能错。像我这种客户资金不大不小，面熟而无深交，生性不会争吵，所以正好“吃吃”（上海方言，意思是欺负）。当时《上海证券报》开办不久，好友们都劝我写文章披露此事。但我顾虑重重，不写吧气不过，写了又怕得罪券商，下次再去买卖股票要被穿“小鞋”，为此署个笔名。想想这些先生、小姐是存心“吃吃”我，那就让他们吃吃饱吧，便准备一大桶饭供他们畅吃不误。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上海证券报》，署名“范侗”，即“饭桶”的谐音。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的尉文渊当时还兼任《上海证券报》总编辑，他十分重视这封来信，不仅在1991年第4期《上海证券报》上全文照登，还亲自写了“编者按”。《上海证券报》为此还开辟了“社会批评和监督”专栏，欢迎各界人士批评监督。
此信见报后，反响强烈，许多股民写信到报社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在1991年8月5日的《上海证券报》上又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标题就是“我们都是饭桶”。因此，拙文成为沪市第一篇公开批评证券商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共鸣，大家纷纷来信叹苦经，声称证券公司才是“皇帝”，而客户只能做“饭桶”，听任吃食。一时间，沪市“饭桶”满天飞，笔名“范侗”也就一举成名，甚至后来熟人见面就直呼我为“范先生”了。
4帮人炒股亏损自担
邻居、同事都是工薪阶层，投资买股票的是他们的血汗钱，是亏不起的。为了顾全信义，只能把大伙搭在我账上的资金全额返回了结，亏损自担。此后我再也不敢轻易接受他人资金了。当年我代人炒股的两本账簿至今还保留着，上面记录的在股市中得益的亲友有50多人。这两本账簿，也记载着我们的友谊与情义。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那年，我提前退休成了职业投资者。好友，同事邻居都在职工作，听说炒股获利丰厚，也想分享一下改革开放的红利，奈没有时间。当时股票也简单，只有“老八股”八只股票。我又不懂股市风险，只知助人为乐。他们托我，我总是接受，当时工厂里的口号，还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戏言：“我帮你们抓革命，你们在工厂里促生产”共同致富。
当时，帮助他人炒股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他们把现金交给我，股票、基金、债券全买在我的账上，成交后以交割单结算。凡我认为可能盈利的如认购证、基金等，我都尽力向周围亲友推荐。当时偌大的杨浦区只有江浦路一家代理商，那里一半的认购证由我向周围亲友推销掉了。后来，股票陆续上市兑现了，亲友们来结账，马夹袋拎来的是苹果香蕉，而拎回去的都是整叠的百元大钞。其中最幸运的一位亲戚，现成地用从股市中赚来的钱在黄浦区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豪宅，那时他们称我为“财神爷”。
但市场风险难测，后来股市出现了大跌，我账上的资金也快速缩水。我想那些邻居、同事都是工薪阶层，投资买股票的是他们的血汗钱，是亏不起的。为了顾全信义，只能把大伙搭在我账上的资金全额返回了结，亏损自担。此后我再也不敢轻易接受他人资金了。当年我代人炒股的两本账簿至今还保留着，上面记录的在股市中得益的亲友有50多人。这两本账簿，记录的是股票买卖情况，也记载着我们的友谊与情义。
5“招股七人谈”
时任《新闻报》主编的贺宛男，邀请应健中、赵磊、浦家元和我等七位股市圈内人士座谈，讨论如何改进股票发行办法。会后，由记者执笔，把讨论结果写了一篇题为“招股七人谈”的报道，建议采取银行存单和发放认购证等办法，摇号购股。1992年，开始有了认购证，作为中号认股凭证。
第一代股民有很多是靠“认购证”发家的，我不仅是“认购证”的受益者，也算得上是认购证的发起者之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初，上海股票只有“延中、真空”等八只股票，俗称“老八股”，市场供不应求。为增加供应，在1991年8月，有关方面委托万国证券代理发行“兴业房产”股票。消息传出，就有人提前两天到万国证券公司门口排队，后来把万国证券公司围得水泄不通。证券公司怕出事，决定转移到江湾体育场发放预约券，结果还是挤伤了人。
时任《新闻报》主编的贺宛男见此情形，邀请应健中、赵磊、浦家元和我等七位股市圈内人士座谈，讨论如何改进股票发行办法。会后，由记者执笔，把讨论结果写了一篇题为“招股七人谈”的报道，建议采取银行存单和发放认购证等办法，摇号购股。该文章见报后影响很大，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1992年，开始有了认购证，作为中号认股凭证。
当时，认购证印刷精美，内有不同颜色的薄纸4页，定价每份人民币30元，摇中号码可购买股票，摇不中即作为捐赠，贡献为社会福利。当时看一场电影票价为5元，据说准备上市的公司仅约10家，中号率只有3-4%。精明的上海人算来算去不合算，所以买者寥寥，许多承销单位只能下基层去推销。当时杨浦区只有江浦路一家信用社代理证券业务，承销5000份，担心无法完成，请我帮忙。我这个人比较热心，就尽力向周围亲友推销，怕买得少了中不了号，就叮嘱他们有能力买100份，或者几个人拼凑起来买100份，加上自己买的总共卖了2000多份。待认购证发行结束，邓小平南巡讲话传到了上海。上海各单位争相发行股票，认购证成了抢手货。认购证的黑市交易价也直线上升，100份认购证从3000元炒到6万多元，“黄万国”门口这块风水宝地也成了认购证黑市交易的黄金宝地。
我周围的许多人，从买股票盈利到买认购证发财，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那时，我帮亲友买了许多认购证，一些亲友也因此离开简屋棚户搬进公寓高楼，结婚成家。
6吉人天相 否极泰来
我把资金借给某券商做委托理财，被公安部门冻结，该案拖了三年最终获胜，我十分高兴，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委托理财的风险，我向新闻媒体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同时，我还向证监会等部门控告，要求对该券商董事长按《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可以说是股民依法投诉券商董事长个人的第一例。
1995年，我主要投资国债。当时为了活跃国债交易，在交易所开设了国债期货，我也参与了国债期货。因为当时通胀，银行除了高利率外，还每个月公布保值补贴。这就给国债期货带来了博弈空间。做多的一方认定国债到期也会有保值补贴，于是一路推升期货价格，当时三年期国债到期本息之和为140元左右，但期货价格已经超过了150元，而且还在继续上涨；而做空的一方则认为国债收益率3年前已经确定，好比是合同已经生效，政府不可能再对国债加保值贴补，现在的价格是不靠谱的。
我当时手中持有大量国债现券，就趁势做空卖出赚取差价。奈何期货交易价继续上涨，我不肯认输，就不断追加保证金准备坚持到底，认为即使判断失误，到期可以用国债现券交割，因为手中有足额的现券，这种“套期保值”的做法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输的。
无奈天有不测风云，因国债期货价格竟然涨到180多元，疯涨失控，所以在1995年5月17日管理层决定全面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限期在5月底前全部平仓清场。手中的国债期货账户被强制平仓，我在这场博弈中惨败告终。
虽然我在国债期货中遭遇“滑铁卢”，但还是对中国股市充满信心，坚持鏖战，经历了网络股大牛市，到2001年上证指数创出2245点新高后，我歇手了。
为保存实力，在2002年7月，经熟人介绍，我将资金借给某券商上海营业部做委托理财，约定时间为一年，年收益率为10.5％，协议书上有法人签章，为保险起见，我还特地在该营业部开了资金账户，把这笔资金存在自己名下，以保安全。
就在协议即将到期的最后一个月，祸从天降，公安部门找上门来了。原来该营业部把许多客户的资金借给庄家，庄家爆仓逃逸，营业部经理被捕，被庄家动用的客户资金账户全部被公安部门冻结，其中就包括我的那笔钱。对我而言，这可是全部的家庭资产，一旦这笔钱泡汤，全家人可怎么过啊？在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走上一条“秋菊打官司”的讨债之路。最终上海中院判决我胜诉，券商不服，但上海高院还是维持原判。
拖了三年的案件终于获胜，我十分高兴，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委托理财的风险，我向新闻媒体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同时，我还向证监会等部门控告，要求对该券商董事长按《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可以说是股民依法投诉券商董事长个人的第一例。
也是巧合，此案拖了三年，正好让我避开了三年熊市，等我欠款拿到手，正好牛市起步。自然是吉人天相，否极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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