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不会重来！新国家投资全解：钱从哪来，流向何处？

 

新一轮大基建的投资盛宴，会来吗？

不能再停摆了。

为了寻求刺激经济复苏的钥匙，从中央，到地方，正在蓄势。“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投向结构”的要求，在2月23日的专项会议中被明确点出。在这之前，2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亦提出“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在一名基建行业央企人士看来，投资，的确将成为撬动此轮经济回暖的抓手之一。

与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有所区别的是，传统基建投资有望成为部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回暖的重要筹码。

云南省2020年重点项目计划中，便不乏基建投资的选项。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郭金华给出了一组数据，2020年共有52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万亿元，2020年计划完成投资4400多亿元。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云南省，投资大项目占比有明显提升。上述525个项目中，总投资50亿元（含）以上的项目232个，100亿元（含）以上项目146个。

不过，变化正在发生。传统的项目投资选择，不会成为唯一拉动GDP的法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投资不管方向是什么，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2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将与传统基建项目投资一道，在此轮市场复苏中扮演起至关重要的新兴角色，激发出强大的成长潜力。

一名专门负责项目投资审批的地方发改委人士说：“加快投资，是为了尽快消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或者是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从宏观调控方向来说，方向是对的，但是拉动经济，不能单看投资。”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的理解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也只能用这个办法，我希望，在启动投资的同时，还要尽快启动消费。”

闻风而动

 

加快进度，加快审批，加快投资。

这是云南省地方政府2020年初作出的选择，既是为了2019年启动的“补短板、增动力”省级重点前期项目行动计划的完善，也是构成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项目体系的关键所在。

在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要求之后，2月23日，云南省官方随即对外表示，正式启动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重大工程。

滇中引水、渝昆高铁、玉磨铁路、能通全通工程、昆明机场改扩建、九湖保护、区域医疗中心、昆明国家物流枢纽、乌东德电站送电、大瑞铁路十大工程赫然在列。

除了云南，还有河南。

2020年，河南省欲推进8000个左右重大项目，其中新开工项目3500个左右，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万亿元，支撑河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争取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以上。

上述基建行业央企人士认为，上述投资项目的共性之一，是突出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从宏观的层面看，十三五收官之际，同样是追求百年奋斗目标第一年之即，推动传统基建项目投资，能够为十四五打基础。

更多的政策信号开始陆续释放。

2月24日，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倾斜。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

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司长罗国三也公开表示，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以及使用的范围，中央预算的投资以及其他中央投资的结构要做进一步的优化调整，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要吸引更多地方财政的投入、企业和社会投资来参与到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里面。

不止是云南、河南闻风而动，从2020年2月初开始，贵州、江西、福建等省份也开始公布2020年的重点项目清单。

新一轮大基建的投资盛宴，会来吗？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王远鸿没有给出肯定答案。他说：“以云南为例，要从长期项目的建设角度去考虑，现在有一个突出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比较低，这是当前的突出矛盾。”

的确，云南省2020年启动的约3.6万亿元重大工程，亦不是刚刚敲定，早在2019年，投资金额和投资方向便已有思路。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2019年四季度，我们已经把2020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都做好并全部上报了，计划已经板上钉钉，不可以更改。”

既然已经“板上钉钉”，地方又将如何完成通过投资推动复苏的经济功课？

能做的，便是在已有投资框架下，加快进度，换句话说，先把缺的课补上。正如王远鸿所言，先把工期抢出来。

王远鸿以云南等低风险地区为例，表示该地区现在已具备重新恢复正常投资、消费生产的条件，当然可以复工。

从短期看，为应对疫情的冲击，复工后，项目肯定需要把前一段耽误的时间给补回来，从这点上来说，要加快项目推进进度。

从长期看，这些项目肯定也是补当地的一些短板，既能带动投资又有利于消费升级，王远鸿用“一箭多雕”来形容地方政府的投资选择。

为了推动经济复苏，闻风而动的各个地方政府，选择的路径，不止于补课，不止于加快。

还有求新。

传统基建项目的投资，不再是地方政府的单一选择。正如投资，也不再是拉动地方经济奔跑的唯一引擎。

这点在2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同样有迹可循，当天会议上圈出的“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将与传统基建项目投资一道，在此轮市场复苏中扮演起至关重要的新兴角色，激发出强大的成长潜力。

云南省总投资约2万亿元的新开工项目中，便包括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5G网络全覆盖等工程。

不同以往

 

改变正在发生。

管清友已经看到了不同区域投资结构的变化。

他说：“投资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修路架桥上，互联网基础设施、医院、学校这些，我觉得比较重要。”在管清友看来，政府投资只是起到引导效用，即要引导民间的资本转向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保障上。

他期待看到未来能加强监管、加强引导投资，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转向医疗医药的投资上。

管清友所言的投资转向，已经在地方发生。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回顾当地过往两年多的投资项目审批，表示现在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的确越来越少，地方政府能对经济产生的直接干预，主要局限于关乎国计民生，和人的生活紧密相关，且一般企业做不来的领域，同时包括学校、医院、公共卫生、公共事业等“不挣钱”的行业，这一块投入，必须政府来做。剩下的投资领域，可以由更具备市场化特征的社会资本来撬动。

依旧将眼光回聚至新兴产业投资中，上述基建行业央企人士，已经在带领团队启动智能制造的建设项目。

这一切均发生在此刻这场特殊的疫情背景下，按照2月23日专项会议的研判，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传统行业遭受较大冲击的境况下，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正在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

“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便是顶层提出的最新要求。

上一轮的4万亿不会再来，上述基建行业央企人士预判“大水漫灌”不会出现。曾亲历2008年跌宕的张燕生，也不希望看到本是为合理应对危机的盘子，最终一路狂奔，变成业绩大产。

回到2008年，在张燕生眼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4万亿投资，是一个教训。

张燕生说：“你算一算那时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占上市公司总市值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泡沫化程度。”

历史不会再重演。地方政府、相关企业的投资选择，正在逐日呈现出不一样的经济面貌。这其中，既有新兴产业的新鲜加持，也有解决旧账的挑战应对。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所在的地区，正在解决一项“旧账”，是一项金额过千万的溪流改造项目。这项本应2005年就完工的项目，拖到2018年还未开工。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想用争取来的资金，做一些别的项目。

该地方发改委人士表示，地方政府要做自己该做的投资项目，承担该承担的责任，一些新兴的投资项目，可以关注，可以引导，例如引导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到健康多元的新兴投资项目中来。

面对多地现有的投资选择，管清友则认为，为了短期拉动经济，投资肯定是必要的，因为还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尽管消费现在占主导地位，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从政府角度来讲，只能采取此办法，虽然此方法确实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资产泡沫，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给出一组数据，2003年非典时期投资占GDP比重60%以上，现在消费占GDP的60%以上。

面对两次经济背景的不同，管清友建议，在启动投资的同时也要尽快稳住或者启动居民的消费，并且政府的投资还要强调它的引导性，要通过投资引导民间的资本转向教育、医疗，健康等等这些领域，比如说医疗，能否通过加强监管、加强引导投资，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转向医疗医药的投资，这样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才有机会参与。

钱从哪来

 

启动投资，推动复苏，恢复循环，每一个节点，都需要钱。

张燕生提出疑问：“地方出再多的项目，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来、打算怎么还？需求可能是无限的，但支付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还没有找到解决路径：“政府哪有钱？地方现有财政，只够维持行政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运转和人员工资。另外，政府必须投资的是卫生和教育，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或者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政府拿不出钱。”

张燕生介绍，为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曾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四年多时间，财政支出8000亿，撬动3.2万亿。但是这期间包含结构性调整的政策，亦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

他说：“比如说1998年我们到某省去做项目稽查的时候，就发现资金来源上，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政策性银行全部到位，但该省的商业银行一分钱没到。当时商业银行的行长跟我说了，应对危机是政府的事情，商业银行要遵循商业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商业银行有风险的管理和盈利的要求。我们回到北京向有关方面汇报的时候，北京方面充分肯定了当地商业银行的表态。”

在张燕生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而且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上的一个转型。

很快，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黄金增长期。

张燕生认为，2008年凡是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杠杆比较高的国家，2008年底，中国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只有142%，是处于非常健康的水平。但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反应很疯狂——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充斥着泡沫和狂热。中国的宏观经济杠杆率也加到了现在的250%。那时的部分地方债到现在都还以新债的形式或各银行的不良债负担着。

因此，此次投资不管方向是什么，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精准战疫有序复工的同时，需要合理加大投资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张燕生为现阶段经济复苏开出的药方。

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接下来，实际上政府能获得资金手段基本就三块——土地出让收入（对应基金预算）、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PPP。”

此前财政部曾表示，专项债要增加额度。但在金永祥看来，靠专项债来解决问题的空间有限，并且发债项目仍需进一步规范。

而PPP相对于基金预算和专项债，弹性空间更大。在专项债对民营经济形成的挤出效应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依旧需要PPP。

上述地方发改委人士亦认为，靠现有社会资本来投资、来建设，再靠项目本身的经济效应偿还建设项目的投资，是一条可行路径。

不过，历经2017年之前的高速发展、近两年的打压以及速冻之后，2019年底，PPP推出的项目量只有2017年底的百分之二十多。

当地方政府寻求投资资金之时，管清友提出一条新思路：“除政府投资之外，我觉得消费券是可以尝试的。”

他以一个省为例，表示每个居民可以把投资额度折合成钱，再以融资的规模，给每个人发钱。

管清友对此心存期待：“我觉得咱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我是特别希望咱们某个省，哪怕是规模小一点的省份，能够尝试一下这种方式。”

2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就“复工复产、恢复和稳定就业”等专项问题发声，为此轮经济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让万物复苏，让市场流动。

从投资，到消费，这场存在于特殊疫情大势中的经济重启大考，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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